街亭 附 记(第4/5页)

在《资治通鉴·嘉平四年》载有这样一件事:“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这一条记载很值得怀疑,因为如果真是郭循上寿时想刺杀后主而“为左右所遏”,那他的意图早在拜见后主前就暴露出来了,当时就应该被拿下治罪,怎么可能还会放任他到延熙十六年年初去参加岁初宴会并接近费祎呢?

更何况,刺杀后主对于魏国来说是没什么好处可言的。那时候刘禅的儿子刘睿在延熙元年就被册封为太子,而且朝内并无立嗣之争。也就是说,刘禅的死不会导致蜀汉局势混乱。一名魏国降人有什么理由对后主如此痛恨到了屡次企图刺杀的地步呢?

所以这一条记载不像是对郭循拜见后主情景的描述,倒像是在刺杀事件发生后为了充分证明郭循“存心不良”而后加进去的补叙。然而,这条补叙看起来似乎只是蜀汉群臣深入揭批郭循反革命行径的一条黑材料,但仔细推究来看,却不难发现它大有深意。它给人一个暗示:“郭循原本是打算刺杀后主,因为太难下手,所以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转而刺杀后主的首席重臣费祎。”

只要蜀国相信那条记载是真实的,那姜维的嫌疑就可以澄清了——“我总没动机杀我朝皇帝吧”,进一步推论的话,也许这个记载就是姜维或者他授意的某位朝官说出来的。

最后要提的是郭循的身份。以郭循在魏国的地位和名望,与姜维合作的可能性并不大。进入蜀国的“郭循”,也许只是姜维以一名死士做的替身罢了,而真正的郭循也许已经死于西平战役之中。以姜维的地位,想要藏匿特定敌人尸体,以自己的亲信代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综合上述种种迹象不难发现,整个刺杀事件的形成可能是这样:最初是姜维拿获或者杀掉了魏中郎将郭循,并拿自己豢养的死士冒了郭循的名字,公开宣称俘获了“郭循”。接着郭循被押解到成都,在自己表示忠顺和姜维在一旁的推动下取得蜀国信任,拜左将军之位。然后在延熙十六年年初大会上,策划已久的郭循杀了费祎,完成了他死士的使命。姜维为了澄清自己的嫌疑,在事后授意近侍官员对皇帝刘禅说郭循脑后有反骨,好几次想刺杀皇帝都被左右拦下了,以此来防止别人怀疑到自己身上。

虽然缺乏最直接的证据证明姜维与这起刺杀事件有什么牵连,历史资料也只给出了残缺不全的几个点,但从动机、能力、条件和其一贯作风中仍旧可以推测得出姜维与费祎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说中就部分借用了这一种可能性。

关于虏疮

虏疮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花。葛洪《肘后备急方》中云:“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一说武陵蛮)之时,将士多被当地人传染,班师回朝时,也就将这种传染病带回了中原,号称“虏疮”。

所以文中马谡得此病,应属可能。

关于陈寿父子

《晋书·陈寿传》云:“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陈寿的父亲既然为马谡的参军,应该也参加了街亭之战的,小说就据此而写;不过陈父的名字于史无征,书中所写“陈松”是编造出来的。而《华阳国志·陈寿传》载:“……(寿)兄子符,字长信,亦有文才。”提到他有个哥哥,但是名字也不详,小说里姑且将其称为“陈德”。

按《晋书·陈寿传》,陈寿卒于晋元康七年,据此回溯的话,那么他应该是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小说中马谡在南郑见到陈松是建兴六年,其兄陈德时年为五岁,比陈寿大十岁,年龄上设定尚属合理。

关于本文的最后说明

严格来说,这并非是严谨的历史小说,而是将不同历史时间点的数种可能性连缀到一起的一种尝试。这种可能性未必是史实,但确实有可能曾经发生过。或者这样说,史实的事件是固定的,但是事件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却存在着诸多的可能。如果将正史视做A面的话,那么隐藏其后的这些概率不一的“可能性联系”就属于B面。

街亭的失败是确定的,马谡的逃亡是确定的,费祎的遇刺是确定的,这些都是属于A面的正史。但是,在这些史实事件背后,有可能隐藏着联系:马谡可能在街亭替王平背了黑锅;费祎可能处心积虑陷害马谡;姜维可能与马谡合作刺杀了费祎……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对这种可能性的一次探讨,所以我觉得称这个小说为“可能的”历史小说,更为恰当。

写作的时候特意选择了比较西式的文字风格,也算做是一种对三国的另类诠释吧,请原谅我的恶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