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1592（上） 第十三章 战与和（第3/7页）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得经过廷议形成朝廷决议，把朝臣的意见捋顺——最起码得让主战派占优势，否则这仗没法儿打。

因此，在军事、政治这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明的当务之急，只有一个字：拖。

拖到宁夏平定，大军返朝；拖到百官意见统一！可这个战略，必须得让日本人配合，倭寇个个狡猾不堪，该怎么对付呢？

石星在万历的授意下，已经在八月份先行把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偷偷派去了辽东经略，为大军集结作前期准备工作。但是这还不足以拖延时日，于是头疼不已的石星脑子里冒出一个非常大逆不道的念头：和谈。

和谈这事，前头搁在宋朝，后头搁在清朝，都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搁在大明，却是一件极其敏感而且完全不会讨好的事。大明朝在中国历代皇朝里可说是个彻底的另类，从头到尾没用女人和亲过，也没和谁真的和谈过，性格极其倔强，是胜了也打，输了也打，打不过大不了跑路，喘过气来接着再打。总之，在大明朝的字典里没有和谈，只有免谈。

所以这次“和谈”只是为了争取时间，是个纯粹的骗局，因此绝不能从朝廷里派遣正式使臣，否则会被言官们骂到死，而且还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并挂上一块牌子：奸臣。

因此，一切都必须在水面下偷偷进行。石星想了一圈，有了主意。他决定从民间找一个精通倭寇内情的人，这样万一有什么问题，可以推个一干二净，完全可以说这人谁啊？脑子秀逗了？居然干出这么寡廉鲜耻的事？然后杀头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