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 1592（上） 第二章 “天下人”秀吉的烦恼（第3/5页）

因此，征服朝鲜，将会极大地提高丰臣家在日本的威信。这种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弥补秀吉出身低微的羞耻，让日本真正承认他，承认丰臣这个姓氏的伟大。

我一直觉得，研究历史，研究的应该是活生生的人。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依循着历史规律前行，但作为具体的一个人，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会任性，也会犯错，有着独特的个性，和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小秘密。这种心理因素对具体个人的影响，更甚于外势，更强于历史规律的压力。

有时候，针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古怪抉择，当客观分析无法解释他的行为时，试着探查心理状态，反而能独辟蹊径。比如王莽，他的复古改制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从西汉末年的政治、经济状况里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坚持这么干，几乎是一个人与整个社会对着干。他的动机，我们只有从心理角度入手，才能发现一个隐藏在谦恭背后的狂热复古主义者灵魂。

同样的分析方法，我们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罢，领土分封也罢，这些都属于战争起源的外因。这些客观存在因素可以影响秀吉，但不会左右他。真正能够促使秀吉决心开战的，是他因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以及为了弥补自卑而对成功近乎偏执的渴求。这样的极端心理，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许多国家之间的纷争，说到底，也不过是这样的小心思作祟罢了。

比如他曾写给朝鲜国王一封国书，在里面秀吉说起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显佳名于三国而已。”可见这场战争在他心目中，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他个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这要比实在的利益更为重要。根据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论，秀吉恰好处于从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的迁跃期。

秀吉侵略朝鲜、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经萌发。当时他还是织田信长手下一员大将，在给一封给信长的书信里，他说道：“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见在当时，他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战略构想。

这个时候的秀吉，还只是给别人打工，因此在这封信里，他显得很清醒，语气也很平淡，象是在汇报一份工作计划。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候秀吉已经当上了关白，地位高贵，这让他心理产生了变化。在秀吉写给一柳末安的信里，谈论起朝鲜、大明之事，口气已经变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国之事自不待言，尚欲号令唐国。”

天正十五年，兴福寺的和尚多闻院英俊在他的日记写了一件奇事，他听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接下来就要去攻打朝鲜、大明，还有南蛮（东南亚）和天竺，秀吉将定都北京，自为天子。这个构想，已经接近于后世大东亚共荣圈的规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无以复加。

他这时候，已经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这个天下，已经不只是日本，而是涵盖了半个亚洲。“天下人”这个俯瞰四方的自称，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经冲破了合理的极限，变成了一种狂想。他沉浸在这种狂想之中，已经无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给朝鲜国王写了一封国书。在这封国书里，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时是多么的高贵，在日本立下的功劳有多么伟大，接下来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象是一个唯恐别人不知自己多有钱的暴发户。

从对这封国书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华丽辞藻来赞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圣，定位成一个“施帝都政化与亿万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说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统辖”这种疯话，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状态已经十分堪忧。

除了朝鲜，秀吉还到处给邻居乱发国书。琉球、菲律宾等国，都被秀吉催促着要进贡。琉球小国，不太敢得罪日本，写了封回函捧了几句，备了点礼品就算了。菲律宾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没有理睬秀吉的疯人疯语。

到了次年征韩令发布时，秀吉的野心已经远远走在了日本战争准备的前头。他宣布让自己的义子丰臣秀次镇守日本京都, 而自己准备攻入大明，自立为皇帝。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现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例。秀吉这种心理状态，一方面会拼命夸耀自己，制造虚假的安全或满足感；另外一方面会极力贬低别人，以此来提升自我的优越感。两者相辅相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所以，随着狂想症的日益严重，秀吉对中、朝两国的评价，也逐渐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