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权臣固政（第2/9页）

当时李德裕为了避免朝臣们的非议，对可以记入实录的史事做了十分严格的规定，但是其同党李绅和郑亚为了讨好李德裕，在修改实录的过程中，不仅将原稿中对李吉甫不利的记载全部删除，而且利用不少材料对李吉甫进行美化。

会昌三年（843年）十月，经李绅和郑亚将近三年的修改，新修撰的四十卷《宪宗实录》修成，并进献皇帝李瀍。对于李瀍而言，新修撰的《宪宗实录》品质如何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而且他早就知道李德裕的真实想法，所以重修《宪宗实录》和重新起用李德裕一样，都是出于政治需要，表明了李瀍对李德裕的绝对信任以及对牛党的彻底否定。

李德裕曾经就如何看待朋党问题，特意利用在延英殿与李瀍对话的机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当时，李瀍召见宰相班子成员议事，告诉宰相们说侍讲把孔子的三千弟子说成是朋党，为此询问宰相们对这种说法的看法，于是李德裕专门针对这个话题向李瀍上了一封奏疏。

在奏疏中，李德裕驳斥了侍讲把孔子三千弟子看成是朋党的论断，他认为所谓的朋党在行事中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他还列举了历朝历代那些背信弃义、结党营私的行为表现，对这些人的行为进行了强烈地批评，而且在奏疏中李德裕还特意提醒皇帝李瀍，标榜自己这种不结朋党的人实在为数不多。

事实上，李德裕的目的在于借古喻今，指斥当朝官员结党营私的行为，他的锋芒所向是针对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并以“座主”“门生”等关系形成朋党势力的牛党而发的。

但是“牛李党争”的本质就是两党结党营私，进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这一点上以李德裕为核心的“李党”与他在奏疏中列举的朋党性质相同，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李德裕复相后首要的任务是要抑制宦官的特权。

抑制宦官

李德裕复相后，颇得皇帝李瀍的信任倚重，而且牛党势力暂时受挫，使得李德裕逐步成为朝政的掌控者。但事实证明，即使没有牛党，李德裕同样面对来自不同势力的挑战，这一次挑战他权威的是内廷之臣，具有拥立李瀍之功的宦官仇士良。

李瀍成功登上皇位，作为神策军右军中尉的仇士良以其拥立之功，显得更加嚣张跋扈。在李瀍即位之初的开成五年（840年）二月，为了答谢仇士良的拥立之功，李瀍下诏晋封仇士良为楚国公。会昌元年（841年）二月，又赐给仇士良记功碑牌，并下诏命令曾经担任宰相的右仆射李程为其撰写碑文。八月加封仇士良为观军容使，统领神策军左、右两军。

观军容使这个职位全称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是由宦官监军发展而来的军职。前边介绍安史之乱时，我们说过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围攻相州，唐肃宗李亨以郭、李二人资历相当难以互相节度为名，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总监九军，成为围攻相州的实际军事统帅。安史之乱平定后，鱼朝恩奉命出任天下观军容使，等于成为全国军队的总监军。

在鱼朝恩之后，宦官中还没人担任过观军容使一职，仇士良是继鱼朝恩之后第二个出任这个职位的宦官，同时这也标志着他的权力达到顶峰。

按说身为内廷之臣的仇士良与身为外臣的李德裕，本质上不应该有什么冲突，而且李德裕八年的时间没在朝廷，和仇士良也没有什么交集，双方本可以和睦相处，但是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形同水火呢？

虽然李德裕有结党营私的一面，而且打击政敌丝毫不手软，但实事求是地讲，他和仇士良的矛盾，起因在于仇士良的心态失衡。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德裕率领群臣为李瀍加尊号仁圣文武至神大孝皇帝，就在朝廷筹备这个月的二十三日在丹凤楼举行加尊号大典时，朝廷中有人向仇士良通风报信，说李德裕和度支使正在讨论起草皇帝陛下在接受尊号后所要颁布的赦书，其中内容之一是要削减神策军将士的军衣口粮和马匹草料。

仇士良听完后勃然大怒，他当即对部下进行部署，说如果真是如此，等到皇帝陛下发布大赦的那一天，我就带着神策军在丹凤楼前大闹一场。

仇士良当时的情绪十分激动，他没有冷静思考自己说这番话会有什么后果，他可谓是精明一世，糊涂一时。神策军作为皇家禁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军队，入则宿卫宫禁，出则为征战的中坚力量，其地位十分重要，自它诞生之日起，历代皇帝给予神策军的待遇都要优于其他军队，所给予的赏赐更非其他军队所能相提并论的，当时就算皇帝李瀍厌恶仇士良，也不可能削减地位十分重要的神策军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