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昏庸二帝（第3/17页）

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后，还缺少一名副手，论资历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当宰相的希望。但皇帝李恒对李德裕并不感冒，所以将他调任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刚离开京城，牛僧孺就被任命为同平章事。

李德裕被调任后，一连八年没有得到升迁，在他看来这是李逢吉从中搞鬼。而事实上，在牛、李入相的问题上，李德裕是着实冤枉了李逢吉，或许李逢吉确实推荐了牛僧孺，但李德裕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对藩镇的态度与皇帝李恒完全背道而驰，皇帝是不喜欢他的。

然而，皇帝李恒对牛僧孺的印象颇佳，除了李逢吉的推荐之外，原因还在于李恒曾经看过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宅簿。当初韩弘入朝，社会上流言颇多，其子韩公武以家财贿赂过很多当朝权贵。不久韩弘父子相继过世，李恒知道其孙尚且年幼，担心其家财被盗，所以命令朝官到其家里查阅宅簿，而簿上记录了这些年朝廷受贿者的名字，只有在牛僧孺名字的后边写着“不受”两个字，李恒知道后十分欣慰，所以这次挑选宰相班子成员，牛僧孺被李恒钦点。

关于李德裕、牛僧孺的斗争，截至长庆二年（822年），由于彼此间只是怨恨加深，以及矛盾不可调和，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党争局面。而且从牛僧孺进入宰相班子以后来看，他和李逢吉也存在意见分歧，所以不能说李逢吉是牛党成员。当时以牛僧孺的身份和地位来看，他还没有形成党派，只能算是一个“偷权报怨，任用存亡”的宗派体系。

长庆年间，真正一党独大的是新进宰相班子的李逢吉，据史书记载，李逢吉担任宰相期间，虽然并无政治建树，但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可是十分活跃。当时郑注以医药术为宦官王守澄所信任，李逢吉让其子李仲言贿赂郑注，进而结交王守澄而得以权倾朝野，并组成了一个时称“八关十六子”的庞大朋党体系。当时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全都依附于李逢吉，韩愈和李绅由于与李逢吉政见不同而遭到贬黜，致使长庆年间再无名臣。

长庆年间党争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皇帝李恒本人才能平庸，驾驭不了群臣。后来，李德裕总结长庆党争的内在根源就说，李恒其实是“性相近，嗜欲同”，如李恒特别欣赏元稹的诗文，就纵容元稹和宦官结党，尤其是在李恒在位的最后时期，因为其身体多病，朝廷大事悉数委任于宦官，更加助长朋党的势力的扩大。

而作为大唐帝国后期祸患之一的“牛李党争”，在长庆年间不过是刚刚形成雏形，此时可还是停留在李德裕和牛僧孺个人以及少数几人之间的矛盾。李德裕被贬，标志着牛僧孺一派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纵观长庆年间的党争，对于当时的国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有深远的影响，如对待藩镇的策略，就因为党争的缘故产生了致命的失误。

长庆销兵

李纯在位的元和年间，起用宰相裴度等人，对反叛中央朝廷的地方藩镇实行用兵策略，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淮西、平卢等诸多藩镇，实现帝国的中兴之治。但即位者李恒才能平庸，胸无远志，采纳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之术”，史称“长庆销兵”。这次销兵最终导致卢龙镇朱克融、成德镇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由此失去河朔，《新唐书》《资治通鉴》认为这两次叛乱皆由“销兵”而起。

销兵的正式提出是在李恒即位初期，《旧唐书•萧俛传》记载：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

萧俛和段文昌提出的建议，客观公正地说是长庆初年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映。从萧、段二人的初衷来看，和当初宪宗李纯对藩镇用兵的策略一样，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藩镇的割据势力。

自李纯即位以来，接连对藩镇用兵，最终使得反叛的藩镇得以平定，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有所缓和，连长期割据的河朔三镇也表示归顺，此时再对藩镇用兵已失去意义。但是地方藩镇仍握有重兵，如不削弱其军事力量，仍有再次反叛朝廷的可能。在萧、段二人看来，采取“销兵之术”会让藩镇的兵力逐渐减少，可以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且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李纯的连年讨伐已经耗资无数，致使“府藏空虚”“财力不赡”。李恒通过“销兵之术”也是缓解财政危机，减少军费开支，在他看来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