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戊戌变法：光绪和慈禧的权力博弈（第3/23页）

这种情况下，林则徐出场了。他手持尚方宝剑，代表道光去把鸦片一把火烧光。

经过60多年的发展，这一支基层官僚队伍更加腐败了。大小官员早已习惯了自己角色的利益定位，他们虽然“同情”变法，但要让他们自己去做是比较没空的，比较有空的是捞银子。

而光绪连自己的钦差大臣都没得派，宫廷权力一直是慈禧把持的，光绪在朝廷中并没有权力基础，在中高层很难获得实质上的支持。

不过，变法毕竟是朝廷的大事，太后也是点了头的。于是有几个人表示要支持变法，我们来认识下这几个人：

礼部副部长（礼部侍郎）徐致靖徐大人；

财政部副部长（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张大人；

礼部处级干部（主事）王照王大人；

监察御史杨深秀杨大人。

当然，他们也不会比其他在继续观望的官员们傻，他们要的工作是向光绪推荐合适的人，也就是说，做“猎头”的工作。

对于变法来说，什么是合适的人？

这是有要求的。

首先，他们必须是在行政系统之内，能保证基本可靠并有基本的行政才干；其次老官僚不要，必须是新人，最好是什么候补官员之类，他们还没有受到官场的腐蚀，也没有受到利益集团的拉拢，比较能放开手脚，激起斗志；另外，由于不是某个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让他们出面办事也不至于引发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直接对抗。

找个人是很难的啊。同志们！而这才刚刚开始。

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光绪的是徐致靖。

礼部相当于今天部分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主要掌管教育考试、外交礼宾等事项，这是一个容易出书呆子的部委。徐致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其他封疆大吏、省部级高官都在手搭凉棚观望的时候，徐致靖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态支持变法，然后他上了一个折子。

在《密保人才折》里，徐致靖共向光绪推荐了五位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是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在徐致靖的带头下，内阁候补文员（侍读）杨锐、公安部候补处级干部（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秘书（中书）林旭等人先后受到推荐。

从年龄和身份上看，这些人完全符合理想人选，他们都很年轻（最小的林旭才22岁），又都是多少有点行政经验的省部级机构里的候补官员，有利于变法工作的开展，也有利于光绪建立自己的嫡系队伍。光绪亲自接见了他们，一番交谈了解后，光绪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统统转正，提拔为四品“军机章京上行走”。

军机就是军机处，章京相当于大臣的秘书，所谓行走，是朝廷中不专门设置的官职，属于临时抽调来帮忙的性质。也就是说，这四个人一下子成为了朝廷最核心的权力部门——军机处的兼职秘书。

如果不是因为变法，这些人的级别是永远不够见皇帝一面的，更别说让皇帝给他们转正升职了。而在徐致靖等“猎头”推荐的人里，有一个人，虽然他的名头很大，虽然人们对他的期望很高，但他在受到光绪的接见和交谈后，并没有升职，他就是：建设部候补处级干部（工部候补主事）康有为。

康有为的上书之路

在入宫见到光绪之前，康有为的经历可以说是——十分复杂。

广东人康有为出生于读书世家，和别人一样，早年他一头扎进八股文的迷宫里。孔孟之道、四书五经都是他攻读的内容。他梦想着有朝一日能高中状元，光宗耀祖，封妻荫子，紫禁城跑马，八抬大轿进家门。

那个年代读书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道路，正是因为这是所有人的唯一，所以所有人才觉得艰难。科举考试分三级，第一级为院试，院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的，读书人必须先通过知县老爷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取得“童生”的身份，才能参加院试。院试由每省的学政主持，院试通过后，你就是朝廷的学生了——称为生员。当然，它还有一个著名的称号叫秀才，以及另外一个更著名的称号——相公。

成为相公就有名额限制了，三年考两次，每次全国录取2.5万名，这听起来不少，实际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

考上相公后，就可以考举人，这个级别的考试叫乡试，在各省的省会举行，三年一次。而举人的名额更少，全国每次约录取1400人。可见考举人比考秀才难度又增加了许多，考中举人后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公务员，但已经纳入了公务员系统，有了做官的资格，或者成为候补官员，所以这对读书人的刺激也更大，具体事例参见《范进中举》。

最后一级考试就是会试和殿试，也就是常说的“进京赶考”，全国的举人每三年集中到北京参考，录取名额为300人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贡士最后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这是最后定名次的，选取“天子门生”。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三甲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也包分配，留在中央的，可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六部主事和内阁中书，分到地方的可以去做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