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袁世凯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会面（第2/6页）

再然后，按照这些书里的叙述，袁世凯就这样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大当”。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人关心的并不只是商民，而是如何找到发动清日甲午战争的借口。为了强调一下袁世凯这次上当受骗的情况，这些书中一般还会列举一下袁世凯的生活作风问题，比如经常和朝鲜的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出入声色场所，笙歌夜夜等。

但问题就是出在这里，这些书籍一般只会注意宏大叙事，却忘了我们的历史主人公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和我们没什么两样，也要面对生活的各种纠结，人生的各种困境，也是一个吃两碗饭就要饱，饱了也要打嗝的人。

而我们在观察历史的时候，经常缺乏的是“体制内思维”，对于一个体制内的人物，我们经常把握不准，不知道他真正想的是什么。

我们有必要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体制内思维。

这不是一种为了集体（朝廷、国家等）的思维。

也不是一种为了个人的思维。

而是一种在为了集体的口号掩盖下为了个人的思维——表面为集体，实际为个人。但这也只是一般官吏的想法。对于身处中高位的官员，他们的想法还要更高级一点，那就是：公私两便。

因为他们知道，天下为公，没人愿意去干；完全为私，也干不长久。而朝廷的体制是有很多空子可以钻的，它不像有些完善的体制，公就是公，私就是私，朝廷的体制公私是混在一起的，公里面可以夹带一点私，私里面也可以混淆一点公。正是因为这样，帝国对于一个官员的评价常常是把道德和能力混在一起，只要他亲民，有事总在一线，不怎么贪，不乱搞男女关系，就是好官；如果还能成天对贪官污吏黑着个脸，为民做几回主，那简直就是青天——杰出代表就是包青天包大人。至于这个高官的能力问题，反而让人忽视了。

也就是说，对于封建朝廷体制内的人物，特别是高层人物，只有“合众人之公以成一己之私”的思维，才是最高明的思维。

袁世凯的考虑就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

在说到袁世凯的考虑之前，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袁世凯大人究竟有没有上日本人的当。

我的答案是：虽说实际上是上了当，但小袁同学心里面是清楚的。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一切的事情很可能都是袁世凯“主动上当”。

作为大哥级的滑头人物，我相信，袁世凯是不会那么轻易就上了日本人的当，更何况他还有一支神秘的情报队伍。

在朝鲜的十多年期间，袁世凯结交了各式各样的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本土外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大家都是朋友，比如当时人在朝鲜后来出任英国驻华公使的英国人朱尔典。更重要的是，袁世凯的朋友里还有一群有特色的朝鲜人。他们是：分布在汉城以及其他城市的市井流氓、泼皮无赖。

在十几年期间，袁世凯成功地将这些人笼络到麾下。当帝国的官员都自命清高地不屑和这些人打交道的时候，袁世凯却优待他们，真正做到了跟他们打成一片，成为下基层最多也最有诚意的人，而袁世凯也有他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帮忙收集情报。

《潜伏》里的谢若林说，真正有用的情报，就出现在街头巷尾之间。袁世凯也相信这一点，每一个流氓混混都是能为他提供日本人情报的眼线。我们应该还记得袁世凯上一次冲进王宫平息政变的故事，在日本人和开化党发动政变之前，他们的计谋是先设一个鸿门宴，以庆祝汉城邮政局落成为借口，邀请袁世凯和朝鲜事大党人前去参加晚宴。然后就在吃饭的时候突然发难，抓人的抓人，杀人的杀人，企图将事大党和支持他们的袁世凯的力量一网打尽。袁世凯正要动身时，他接到了流氓朋友给他的警告，于是他不去了，派了自己的一个手下作为代表。后面的事情就不用说了，当晚有十来个事大党人被杀死，而袁世凯成功躲过一劫。

这件事情之后，袁世凯更加重视这支流氓情报队伍了，凭着及时的情报，袁世凯才在日本人的包围中多次化险为夷。日本公使跟他耍流氓，告诉他即使清国出兵来朝鲜处理东学党问题，日本也不会派兵，没想到袁世凯却是一个更大的流氓，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当日本公使以为他的两句话就可以轻易骗过这位矮胖子，而后来的某些书籍也认为袁世凯就这么轻易“上了日本人的当”之时，袁世凯心里在大叫：我了然！

既然袁世凯清楚日本人的阴谋，为何还要鼓动朝廷出兵？这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袁世凯在这件事情上的考虑：公私两便。

袁世凯知道：当朝鲜政局被东学党起义闹得岌岌可危，出兵是继续强力保护清国在朝鲜利益的需要，也是朝廷爱面子的需要，兵是一定要出的。这就是“公”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