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时问不光是军队(第3/6页)

树倒猢狲散,守军纷纷树起白旗。有的将枪炮车辆堆列好,拿着花名册等待“共军”,有的驾着吉普车,上街寻找、迎接“共军”。在辽西,一个女文工团员喊一嗓子,就能聚来一群溃兵。在沈阳,一个班、排长带几个战士,就能接收一个团。

有点挑肥拣瘦的,是都要向正规军投降,不爱向独立师交枪。有的还坚持要举行个“正规”仪式。在长春投降的新七军,也是如此。

有点火药味儿的,是关于“起义”,还是“投诚”的争执。

五十三军,作为张学良带进关内三十万东北军剩下的唯一一个军,也作为防守沈阳的主力,共产党曾派入“内线”策动起义,五十三军内部也有人想起义,都因为周福成而不能成功。十月二十七日,沈阳已危如累卵。他的女儿带着“张大帅”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赶来劝他起义。他火了,竟要枪毙亲生女儿。

如今,周福成被带到十六团后,一再坚持自己不是被俘,而是“投诚”。

一些守军则纷纷要求“火线起义”。

十一月一日上午,驻守在铁西区北路的东北第二守备总队(相当于师),派代表找到二纵五师十四团,邀十四团派代表去总队谈判。总队长毛芝荃和副总队长佟道,要求承认其部为“火线起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王邦佐不同意,指令其交出防御部署图,撤到指定地点集中。毛芝荃和佟道说解放军有位“周政委”,已经答应他们“起义”了。不谈了,去五十三军军部找这个“周政委”,根本没有此人。

下午又谈,一方坚持要求“起义”,一方坚决不同意,言来语去迸出火星子。

“起义”,还是“投诚”,关系前途和命运,当然非同小可,是个“原则问题”。可是,当十四团部队逼近总队司令部,迫使警卫排放下武器后,也就没甚么“原则”可争执的了。

拚死拚活,好歹算从辽西逃回沈阳的新三军暂五十九师师长梁铁豹,也要求“火线起义”。

比较曲折复杂的,是驻守在沈阳东郊的新1军暂53师的“起义”。

做为王牌中的杂牌,辽西战役后期,师长许庚杨就酝酿起义。10月28日,辽北军区和所属独1师进至东郊,许庚杨即派人与独1师晤谈,要求起义。10月31日,辽北军区同意暂53师所属三个团为起义。

当天,“林罗”两次来电,批评辽北军区先斩后奏,认为暂53师是在大兵压境下迫于形势,不能算起义,应按“反正”(即投诚)对待。

但协议已经达成,代表已经派出,功城和起义即将开始,来不及改正了。

11月7日,“林罗刘”在给军委的电报中说:

现五十三师整个建制仍未动开至法库(应为“开原”——笔者)整训,目前似乎只有承认该部起义的办法⑵。

军委复电表示同意。

后来,暂53师并未按起义对待,而被宣布为“反正”。1949年4月,起义后被授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师”的暂53师,被解散了。

究竟是“起义”,还是“投诚”,有些“官司”直到1986年才有定论。

在宦海中行将灭顶的将校们,抓紧最后的时刻,用尽最后一丝气力,苦苦挣扎,讨价还价,拼命要在官场上保住一顶那怕是多么可怜的乌纱帽。

士兵们则见了“共军”就问∶谁管我们那?怎么还不“解放”我们啊?

离休前为某师副政委的张天铸老人,当时是“剿总”特务团二营六连中士班长。

老人说∶

十月三十一日下午,二营奉命到机场保护飞机,好让大员们逃命。飞机飞了,团长没了,营长也不见了。四连的兵提着枪到处找连长,说连长把他们多少钱揣跑了。回到营房,营副让把枪架在院子里,让大家进屋等着,也没说等甚么。第二天,听说四连跑光了,机枪连也没几个人了。六连刚从安徽征来不少新兵,东南西北还没弄明白,一个个哭眼抹泪地说∶你们到哪儿我们到哪儿,可别把我们扔了呀!

排长王福荫和我是老乡,都是长春人,南下到广西留在南宁军分区了。他说咱们回家吧,我们就走。当时也不知道长春解放了,廖耀湘完蛋了,反正就知道这国民党的天算是塌了,我们这些小兵蛋子也都成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

走到南湖,枪越响越密,不敢走了,躲进一个跑光的国民党大官家里。一天一夜没合眼,也不敢露面,不知外面怎么的了。第二天上午来几个八路,把我们吓的呀。他们看我们一眼,带搭不理的说,你们到楼上去住,下边要住部队,就走了。

王福荫说,这八路见国民党怎么不抓呀?还让咱和他们住一块,晚上若往上边扔颗手榴弹不完了吗?他说咱俩还是回营房吧,反正天塌下来大家擎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