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从保路运动到武昌起义（第3/3页）

武昌兵变过程

湖北的新军大部分驻扎在武昌及其周边，总计有一个镇（相当于师）和一个混成协（相当于旅）。镇的镇统（师长）叫张彪，协统（旅长）叫黎元洪，一镇一协总计为1.6万人，调到四川的约2000人，绝大部分新军都还留驻湖北和武昌。看来，湖北并非“防务空虚”才给了新军叛变的机会，应该是他们早已经为此准备很久了。 事情正是如此，在新军中，有一批士兵乃至军官，他们既是新军，又是革命派人员。他们主要加入了两个革命组织，其中一个叫文学社，创始人叫蒋翊武，湖南人。这个人是黄兴和宋教仁的朋友，他本人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也就是说，蒋翊武是作为曾经的同盟会会员创立了文学社，这个组织和同盟会有一定的联系，但又是“自立门户”。蒋翊武没有去日本留过学，朴实无华，发展的会员以新军中出身寒微的下层士兵为主，收取士兵十分之一的饷银为会费，已经秘密发展会员3000多人，成为湖北新军中最大的革命组织。为了联络和管理这些会员，蒋翊武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新军中设立“代表”制度。比如某营设立一个代表，一旦有事，只要通知这个代表就等于发动了一大片。 另外一个革命组织，就是共进会，它的性质和文学社类似，也是属于原来的同盟会会员“自立门户”。但与文学社不同的是，共进会吸收了洪门的会员，采用洪门的模式开山立堂。比如山名“中华山”，水名“兴汉水”，领导人孙武等多为湖北当地人。 新军士兵参照当年北洋舰队水兵的待遇，普通士兵每月都有很高的4两饷银。和那些四川的地方官一样，士兵之所以愿意拿出一部分饷银加入秘密革命组织，自然也是看到了朝廷腐朽落后的一面，大部分人对朝廷都已经离心离德，年纪轻轻再跟朝廷混不一定有前途，于是只好“吃里扒外”，偷偷自谋前程。这些革命的新军只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让武昌甚至湖北脱离朝廷，割据自立，成立军政府，大家都会有一个好的前程。 1911年9月24日，在多次接触的基础上，文学社和共进会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携起手来找机会干一票大的，以蒋翊武为总指挥，在10月6日那天共同起事，同时由湖南的共进会在长沙响应。10月6日这一天是农历中秋节，早在元末明初，朱元璋那帮人起事时就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说法，看来黄道吉日都选好了，只待时辰一到，就要光复汉室江山！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瑞澂已经收到了风声。他刚刚派新军支援四川，没想到自己地盘上的新军要兵变了，瑞澂大人十分紧张，赶紧在总督府召开会议，要求军队里提前过中秋节。节日期间，所有的士兵严禁外出，除了少数执勤士兵外，子弹一律上缴，统一保管，同时瑞澂大人还把他认为有问题的新军分调到各处。蒋翊武很不幸地被调往了岳州（今湖南岳阳）。 总指挥都调走了，自然就发动不起来了，再加上湖南共进会发来电报，声称准备不足，请求延缓10天再起事，于是起事的日期被推迟到了10月16日，领导权转移到孙武身上，一切又在暗中准备着。 10月9日下午，孙武等人正在汉口的租界里制造炸弹，不料引起爆炸，孙武被送往医院救治，虽然没有性命危险，但暂时是指挥不了了。而爆炸声也引来了租界里的俄国巡捕，他们抓捕了尚未撤离的人，并起获了革命党人名册等重要文件，然后这些俄国佬把人和物都移交给了湖广总督府。 瑞澂大人又惊了，他一声令下，全城戒严，军警四出，依照名册搜捕革命党人。领导都不在，军警又在抓人，眼看起事就要彻底流产。好在此时，蒋翊武已经偷偷溜回了武昌城内，他召集余部成立临时指挥部，大家一致同意改变原本等到16日的计划，立即起事！ 10月9日下午，蒋翊武签发命令：当晚12点，由驻扎在武昌城外的南湖炮队首先开炮，城内外的革命新军听到炮声后，立即同时起事。炮兵号称“军中之胆”，由他们先打一炮，不仅传达了信号，也必会壮大声势！ “代表”制度起到作用了，蒋翊武的命令迅速送到有革命军人的各军营。然而因为全城戒严，命令却恰恰没有及时送到城外的南湖炮队。大家一直等到午夜十二点，也始终没有听见期待中的炮声，起事又一次流产了。而瑞澂的军警们仍然在连夜搜捕，一度搜查到了临时指挥部，蒋翊武逃走，起事队伍又一次没有领导了。 对于抓回来的人，瑞澂下令立即审讯，把其中三人连夜处决示众，威慑革命党人。 瑞澂的反应不可谓不迅速，但新军中的革命者有几千人，如何处理那份长长的名册，成了一个头痛的问题。总督府形成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立即调兵遣将，依照名册把乱党一网打尽；另一种意见认为军中乱党众多，威慑的效果已经达到，应该立即烧了名册，宣布不再追究，以安军心，以后慢慢处理。总之，在当前情况下，必须当机立断，二选其一，否则迟则生变。 10月10日清晨到来了，瑞澂首先向朝廷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抓捕革命党人32名，诛杀3人，还顺带为在抓捕中出了力的几位官员请功。当日，朝廷回电，表彰瑞澂等官员“办事迅速，奋勇可嘉”，然后瑞澂大人就没什么大动作了。他对那两种意见都没有采用，他认为自己已经交差了，接下来就可以像把头埋进了沙子里的鸵鸟，眼不见心不烦了。 瑞澂连夜杀人，还扣留着名册，这种情况让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感觉大祸临头。拥有这种心情的包括城内的正目（班长）熊秉坤和城外的士兵李鹏升，这俩人都是各自军营的“代表”，他们召集革命新军商议：不能再等炮声了，就在10月10日晚上，无论南湖炮队有没有打炮，都立即起事！ 晚上7时左右，武昌城内工程营哨长（排长）陶启胜例行巡查，他发现很多士兵都没有按照规定回到军营。情况异常，陶哨长怒气冲冲，转身他又发现营内的金兆龙和程正瀛两人正抱着枪嘀嘀咕咕，陶启胜勃然大怒，厉声喝道：“干什么，想造反？” “老子就造反，你能怎样！”金兆龙厉声回敬，随即和陶启胜扭打在一起。程正瀛也扑上前去，先用枪托把陶启胜击伤，随后从背后开枪把他击毙。 枪声响了，史称“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枪声一响，熊秉坤等人立刻赶到，宣布：干吧！ 几乎在城内打响第一枪的同时，李鹏升也在城外点燃了马草，宣布起事。在战场上，士兵们最喜欢的除了炮，还有火，它能让人有股莫名的兴奋。潜伏在武昌城内外的几千名革命新军立即沸腾了，他们纷纷冲出营房，下意识地冲向枪械所、子弹库、炮台、制高点，抢枪抢子弹，在熊熊的火光中，喊杀之声声势震天！ 一阵激动之后，士兵也明白了：一定要在天明前把湖广总督府打下来，否则全族都是要被灭的！ 南湖炮队已经开炮了，武昌城内的士兵找到了一个比熊秉坤更大的官——连长吴兆麟。就由吴连长担任总指挥，熊班长担任副总指挥，打开武昌城的中和门，迎接炮队进城，合力进攻湖广总督府！ 新军起事并不同于孙文和黄兴组织的帮会分子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职业军人，一旦动起来就是燎原之势。抵抗他们的是曾经的战友，很多人象征性地抵抗了一下，便倒戈一击，或者坐山观虎斗。在总督府前负隅顽抗的只有在新军中占少数的旗人士兵。瑞澂见势不妙，赶紧带着张彪等人，溜之大吉。 10月11日，革命军占领武昌，“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在这里成立，脱离朝廷、割据自立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人生真是奇妙啊，前几天还在高喊着忠君爱国的口号，今天就已经举起改朝换代的大旗了！旗子是举起来了，年轻的革命小将们还是六神无主。这毕竟是兵变，是背叛朝廷，大军还在朝廷手里，如果朝廷大举反攻，杀头灭族的危险还是没有解除。吴连长也想找一个职务比他更高的人来当挡箭牌，让他来当“叛军”的领头羊，去做军政府都督。 大家想到了一个人，他就是新军里除了张彪的二号人物——协统黎元洪。 黎旅长素来是个老实人，性情比较温和，早在起事之前，革命新军其实就考虑过打出黎元洪的旗号。现在他还没有逃走，那正好，给请了来，请不来的话就绑了来。 黎大人就这样被半请半绑到了都督府，自动成为军政府都督。有一种说法是，当士兵们找到黎元洪时，他正吓得躲在床底下发抖，但我们在参与武昌兵变的当事人所有回忆中，都找不到这样的说法，顶多是说黎大人当时是“躲在了帐子后面”；而这种说法又被邹鲁等人著的中国国民党权威史料采用。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黎大人的身份就能发现秘密了：他是被胁迫的革命新军，而不是孙文、黄兴式的老牌革命党人，中国国民党的史料“抹黑”一下黎大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黎大人也不傻，他知道都督这事儿不能干，否则朝廷将来第一个要剐的人就是他。有人拿过来一张安民告示要他签发，黎大人吓得心惊肉跳，赶忙求饶说：“莫害我！莫害我！”革命的小将却由不得他了，他们代黎元洪签上了他的大名，黎都督之名瞬间传遍武昌和全国。 黎元洪干脆来了一个软抵抗，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像一尊泥菩萨。士兵们就叫他“黎菩萨”。但是，革命小将的耐心也是有限的，有人已经粗暴地告诉黎元洪：如果不答应，就枪毙你！更可怕的是，黎都督之名已经传了出去，生米煮成了熟饭，黎大人即使想下船也是下不来了。 10月11日夜，继武昌之后，汉阳、汉口的新军相继起事，占领这两地，这多少让黎大人看到一点希望。他秘密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朝廷前“督办八省膏捐大臣”柯逢时。两人约定：将来如革命成功，黎大人保全柯大人全家；如革命失败，朝廷平叛成功，则由柯大人保全黎大人全家。有了这个约定之后，10月13日下午，黎元洪下定决心“革命”，他剪去辫子，开始以都督的身份发布命令，任命军政府官员，到处视察演讲。大家惊奇地发现，黎大人变了，从一言不发变成了慷慨激昂，比谁都爱“革命”。当然，革命的前途如何，黎大人心里还是没底的。 而朝廷也已经准备大举平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