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大沽口保卫战：优势下的惨败（第3/7页）

来吧！在西摩尔军改变行军方式后，拳民和百姓们仍然在殊死抵抗！

而朝廷的另外一支正规军也终于到了，他们是从北京马家堡火车站出发的董福祥军。

6月16日，第一次御前会议召开后，慈禧派出的两位“求和”大臣没能出城，于是慈禧再次命令原本在马家堡火车站布防的董福祥军向天津方向搜寻，阻截西摩尔军进京。

董福祥派出了他的部将姚旺率领2000名士兵，沿津芦铁路一路往天津方向搜寻，18日，他们到达了廊坊车站。

姚旺立即命令部队加入义和拳的战斗。

正规军的威力果然是要强悍些的，继上次的7个人后，西摩尔军再一次出现减员：这次战斗中共有6人被打死，48人受伤。而大清方面伤亡400多人，拳民和清军各占一半。

伤亡对比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因为清军和拳民士气高涨，而西摩尔军粮草不继，士气低迷到极点。更要命的是，前方出现了正规军阻截，水路进京的计划也泡汤了，没有人再敢去往北京，唯一的决定就是：撤，撤回天津，并且只能走水路往回撤，因为不仅从廊坊前往北京的铁路被拳民破坏了，从杨村回到天津的铁路线也被破坏了。

这是迫使西摩尔改变进军方向的关键一战——廊坊之战。后来朝廷称它为“廊坊大捷”。很显然，单就伤亡对比来说，它并不是一场实际上的军事胜利，但它迫使西摩尔军不得不后撤，不再冒犯北京，保障了首都的安全，因此称它为“大捷”也并不为过。虽然“廊坊大捷”指的是姚旺的这次战斗，但毫无疑问，它的主要功劳应该归功于已经近乎赤手空拳抵抗了整整8天的拳民和沿线百姓。

6月20日，西摩尔军在杨村火车站集结，然后开始沿京杭大运河向天津方向撤退。残兵败将们挤在几条破船上，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有登上破船这个高级待遇的，非负伤人员还是要沿着河岸步行和拉纤。此时的西摩尔只有一个愿望了：我从哪里来的，还能活着回到哪里去——大沽口。

大战之前

在6月10日西摩尔大军开向北京后，各国就开始增兵，俄国人是最积极的，他们离大清最近，派兵也最方便。6月12日，1700名俄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大沽口上岸，开进天津租界。还没有接到慈禧明确命令的裕禄只好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馆卫队”出发后租界里的军队又猛增到2500人，这2500人也是天津城的威胁。而裕禄没有想到的是，大沽口外的威胁更大。

俄国在向租界派兵的同时，也在向大沽口外派军舰，太平洋舰队副司令勃兰特就坐镇大沽口外的俄军军舰上，他也是西摩尔出发后各国舰长中军衔最高的人。6月14日，电报线中断，各国的军舰与西摩尔军以及北京使馆区同时失去联系，勃兰特就把八国舰长叫到他的旗舰“俄罗斯”号上举行舰长联席会议，勃兰特告诉大家：我们不能再在海上干等了，必须上岸采取军事行动！

要上岸，就有两种方案：一是像之前的西摩尔联军那样，把军舰绕过大沽口炮台，开到塘沽、北塘甚至是北戴河，随便找个地方登陆。大清的海防总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守了大沽，忘了塘沽，守了塘沽，忘了南北戴河，反正是可以找准空当上岸的，这样最方便。

而第二种方案就是：先攻占大沽口炮台，就从大沽口上岸。

这种方案当然是“最好”的，原因很简单，大沽口炮台是离北京最近的出海口，如果不先摧毁大沽口炮台，出海口到北京的交通线就无法保证畅通，将来各国再从海上增兵就极为不便。

但是，如果攻占大沽口炮台，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问题了，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向清国的国门大沽口炮台发起攻击，很显然，这是向整个大清开战，意味着八国要跟大清进行国家间战争，就要涉及宣战等问题，而宣战又得有个理由，说西摩尔军和使馆区失去联系？公使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理由并不充分，如果担心他们的安全，应该先让天津领事馆派个人去了解一下情况，电报线断了，还有腿的嘛。进攻炮台就是在事实上发动对清国的单边战争，将来在历史上是要受到质疑和唾骂的。

而各国驻天津领事也极力反对攻打大沽口炮台，他们不是军职人员，恰恰是从在大清的外交人员立场来考虑问题：如果八国联军强行进攻大沽口炮台，就难保朝廷不会对北京使馆区和天津领事区动手——“进攻大沽口不亚于给在清国内地的欧洲人签署一张死刑证！”

但在勃兰特等人的坚持下，各国舰长终于最终同意了先进攻炮台——只有美国舰长在最后一刻退出。

美国舰长之前接到了美国总统的指示：如果要发动对清国的国家战争，需要正式宣战，而按照美国宪法，这又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现在国会还没有批，所以，美国军舰恐怕不能和其他国家一起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