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义和拳进京前的疯狂（第2/8页）

也就是说，义和拳是在很多个“大师兄”带领下独立发展的，它并不具备形成自己统一领袖的条件，没有统一领袖，这会使得义和拳在整体的凝聚力上大打折扣，可以一夜之间成规模，也可以一夜之间解散，而另外一方面，也有利于这个组织“多地开花”和“成片发展”。

某个村开坛了有什么用呢？那就说明这个村有人力、有实力进行“反教灭洋”了，平时这些活动就是以坛为单位进行的，一个坛的实力毕竟是比较小的，如果需要其他坛来支援，怎么办呢？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向兄弟单位的坛发个帖——说帖，邀请他们某月某日过来帮忙打架；另外一种是在集市、交通要道等地张贴“小广告”——揭帖，告诉其他坛的人某月某日将在某地“反教灭洋”，请弟兄们相互转告，自带武器、自备粮草、前来助战。

粮草是自备的，这次你帮我坛的忙，下次就是我帮你坛的忙，互帮互助，所以对被邀请来的人是不用管饭的。大家聚在一起后共同推举一位人群里威望最高的“大师兄”做临时领导人。在他的指挥下，统一管理、集体食宿，一等任务完成，就各回各村、各回各坛，直到下一次行动。

如果任务完成前粮食吃完了怎么办呢？有办法。

这就是向周边的富户要求“捐赠”（“吃大户”），“大师兄”写个条子，指明某家某户应出粮食多少斤，拳民们拿着这张条子去要求这户人家交粮（不交不行），这样缺粮的问题就解决了。

好吧，除了没有统一领袖，直隶义和拳已经是一个比较完备的组织了。它的行动纲领是明确的——扶清灭洋。组织模式是明确的——坛。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络方式是明确的——说帖和揭帖。就连“解决运作资金”的模式也是明确的——自备粮草和吃大户。一个完备的组织，它是最有可能干出惊天动地的事情来的，这件事情很快就来了。

裕禄火上浇油式的“救火”

直隶涞水县高洛村，这里距离京城还不到250里地，1899年过年期间，村里请来了戏台班子唱戏。这本来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习俗，不过是搭戏台子的地方，可能正好对着一个教民家的门口。唱戏开始时，又按照习俗，把庙里的神请来“听戏”。正是这个举动，当时让村子里的教民很不爽。

教民们认为把这些“异教神”搬到他们门前是对上帝的冒犯，于是他们冲过去踢翻神台，辱骂神像，并把戏台给拆了。

看到这一幕的村民和村长很愤怒，教民入教后就再也不服村长管，村里组织各种唱戏和庙会，各家各户是要分摊交钱的，而教民就是不交，平日里教民和村民也很少来往，俨然就是独立的集体。现在，他们竟然辱骂神像，这还得了！

虽然他们知道教民并不好惹，但愤怒的村民还是聚集在一起，在村长的带领下洗劫了村里的教堂。

事情很快上传，保定主教亲自向官府“打听此事”，涞水县衙只想尽快息事宁人。他们的判决很简单：村民赔偿教堂的损失，摆酒席宴请教民和神父，村长磕头道歉。

暂时吃了亏的村民和村长选择了在未来报仇。

一年以后（1900年），他们复仇的机会来了。义和拳组织在直隶到处开花，高洛村村民闻风而动，他们请来了“大师兄”在村里“开坛”，大家又可以不怕教民了。

而村子里出现了“坛”，教堂方面自然不爽，教会又对县衙施加压力，涞水县令祝芾亲自带队前来禁坛，但是这一次，连他都被扣押了起来。最后在士绅们磕头请求下，拳民才把祝芾放走，而等祝芾走了以后，更大更疯狂的暴动开始了！

当晚，大量拳民一起给教堂放了一把火，教堂被烧得只剩残砖断瓦，然后村里约75间教民房屋被烧为灰烬，30多位教民被杀死，其余惊恐万分的教民全部逃出了高洛村！

事件迅速层层上报，到达直隶总督裕禄的案头。

现在我们要来简单介绍一下裕禄，此人正是我们在甲午战争中已经熟悉的一个人——原盛京将军。裕禄是正白旗人，父亲为原湖北巡抚崇纶，作为八旗子弟，裕禄年轻时和当年的刚毅同志一样，在刑部做了一个笔帖式，家里有一个做巡抚的老爸，然后很快青云直上，30岁时已出任副部级高官（从二品）——安徽巡抚。后又调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等，一直是大清最年轻的高官之一。

裕禄同志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我们熟悉了，生怕担当一点责任、保住顶戴要紧，庸碌无为和渎职是裕禄最大的特色。不过由于他是满人，在李鸿章丢掉直隶总督之位后，慈禧正是用人之际，就“用上”了这位能力、资历都一般的裕禄，让他成为了疆臣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