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自救变法在百日内无疾而终（第5/16页）

步兵统领衙门接到了捉拿康有为和康广仁的命令。康有为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而且以前“屡被人参奏”，即行革职捉拿，交刑部按相关条律治罪。至于康广仁的罪名，因为他是康有为的弟弟。

南海会馆里只抓到了康广仁。9月19日，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第二天，康有为在安排好一切后，终于乘火车去了天津，然后在天津乘轮船去上海。在上海，康有为并没有能够上岸，听到消息的英国人将他从船上截下，送往香港。为了防备朝廷大内密探的刺杀，康有为被英国方面安排在皇家香港警察署里居住，躲过一阵时日后，他将去日本，开始漫长的海外流亡生活。

康有为终于用这种方式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朝廷的政治舞台，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在海外的场合了。

康有为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有惊世的野心，也能勇敢地立于时代潮头。他常常被认为是一个变法的“激进派”，但所谓“激进”和“稳健”有时也是很模糊的，也很难去把握这个度，稳健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保守，激进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勇敢。事情做成了可能被认为是稳健，没做成又可能被认为是激进。只是，理想激进一点没有关系，但做事情是不能也无法激进的，因为它需要的是踏踏实实的过程，做事情的激进，恰恰是骨子里害怕作长期努力和长期斗争的准备。

而当这些事情是百姓的公共事务——政治时，更需要用程序的正当和正义来保证结果的正当和正义。康有为的很多想法，看上去是都是创新的“建设性意见”，而实质上也只是他翻翻书本、拍着脑袋想出来的，没有经过大范围的征求意见和讨论，没有重视其他人，甚至没有经过自我的科学论证，就急于出炉，这又和以往官僚集团的人治并没什么区别，反而陷入搞阴谋搞党争的嫌疑。

由于不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康有为始终没有跳出自己的世界。他一直沉浸在自我悲壮的角色里，他把自己当作民意的代表，而且是唯一的代表，在康有为看来，似乎其他人所有的人都反对变法，只有他在为了天下苍生而奔走呼号，受苦受难。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加上那惊天的野心，很容易做出极端的举动来。

康有为喜欢利用媒体，这本来是一种相对于旧时代的“现代化”的行为，但是老康的利用媒体也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目的的炒作，而没有真正把媒体纳入到普及变法常识，进行“现代公民意识”启蒙的作用中。这一切其实还是来自于康有为对于“现代”并没有深入的认知和了解，他的头脑仍然是旧式的，只不过比那些更旧的新了那么一点点而已。

多年以后，在变法期间被光绪接见过的另外一位大知识分子严复，评价起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作为：上负其君，下累其友，书生误国，庸医杀人！

而康有为的可贵或者可爱之处在于他的坚持。他是作为一个斗士横空出世的，他一直在战斗，不怕困难，不怕失败，不为任何人和任何事情所动，如泰山般屹立不倒。流亡海外后的康有为以光绪给杨锐的密诏为蓝本，伪造了一份光绪给他的“衣带诏”，从此在海外祭起“奉旨救驾”的保皇大旗。多年前，他因为鼓吹变法而“超前”于当时的时代，多年后他又因保皇而“落后”于当时的时代。但康有为就是康有为，他相信自己的选择，也坚持自己的选择，哪怕最后众叛亲离，连最亲密的弟子梁启超都跟他决裂了，他仍然怀着至死不渝的战斗精神，为他的选择坚持了一辈子，正确也好，错误也好，老康都把它们坚持成了一种传奇。他一直站在那里。

好吧，对于慈禧来说，该处理的都已经处理完了，接下来，该上班的上班，该开会睡觉的开会睡觉。有关史料记载，慈禧在9月21日当天甚至还回了一趟颐和园，朝政又趋于平稳，这场风波似乎已经平息。

由于步兵统领衙门报告康有为没有抓到，要求在天津缉拿康有为和防止他从天津出逃的电报发给了直隶总督荣禄，然后，慈禧派出了杨崇伊到天津向荣禄通报北京的情况。

杨崇伊去往天津。而正是这次平常的天津之行，又让原本趋于平静的朝廷局势，再一次掀起波澜，风云突变！

袁世凯的秘密

前一天（9月20日傍晚），有一个人坐着火车，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天津。

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袁世凯同志。

如果这时候有人遇见他，见到的一定是一个目光呆滞、神情恍惚、心事重重的人。事实上从回天津开始，那个问题还在困扰着他。虽然在北京没有向朝廷检举告发，但马上要见直属领导，难道还不该说出秘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