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营州之乱引发的危机（第4/6页）

武则天在这时候想到了正在彭泽当县令的狄仁杰，一纸诏书就将他调到了黄河以北的魏州当刺史去了。

狄仁杰这几年虽然一直在彭泽当县令，但是他身上的那种官场之人少有的真性情却丝毫未曾减损半分。他到任之后，看到当地农民不下地干农活，全都在城里修防御工事。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前任刺史独孤思庄因恐惧契丹的攻击，命令近郊的农民全部住进城里，担任修缮城墙的工作并加强守备，全城都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狄仁杰将他们全都赶出城，让他们回去耕地，放着自家田地不去种，跑到这里来挖坑。那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农民不清楚具体情况，陷入恐慌之中。狄仁杰拍着胸脯，向他们保证道：“契丹人离这儿远着呢，哪里用得着这么做！？万一契丹人来了，就由我狄仁杰一人对付。”在老百姓最需要安全感的时候，狄仁杰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狄仁杰这么说，不是因为自己的军事才能有多么了不得，能够吃定契丹人；而是因为狄仁杰知道，契丹人是不会攻到魏州的。他之所以相信契丹人不会来，是因为有一个人不欢迎他们来。那个人就是当今皇帝——武则天。

这时候，她释放囚犯、赎买家奴组成的部队已经抵达抗击契丹军的最前沿。

武则天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训，没有再派出二十八名将领出征。

实践证明，“二十八星宿下凡”只是一个军事史上的笑话。这一次，武则天起用了收复安西四镇的名将王孝杰，领兵十七万讨伐契丹；同时让建安王武攸宜领兵进驻渔阳，作为策应。

从这个安排，我们可以看出武则天对武家子弟的优待，让他不必与契丹正面交锋，却可以分享胜利的果实。这时候突厥领兵的只有孙万荣孤军作战，而武周领兵的是名将王孝杰，统率的军队又是如此庞大。

武攸宜出征之前，武则天亲自前往白马寺为其饯行，足见她对此战的必胜信心以及寄予武攸宜的厚望。王孝杰当时正因与吐蕃交战失利而免职赋闲在家，此番被任命为清边道总管，急于立功赎罪报效国家。

王孝杰率部与契丹在东硖石谷碰个正着，狭路相逢，勇者也不一定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王孝杰显然是犯了军事错误中的冒进主义倾向，上一次对吐蕃之战，他就尝到过大败的耻辱，因而被免官。此次对契丹之战，他是憋着一口气来的，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将功补罪，否则将难以立足。结果被困于山谷，全军覆没，自己也一头栽下山谷摔死了。

作为策应的武攸宜听到王孝杰败亡的消息，非常震恐，竟然不敢前进，致使孙万荣乘胜杀入河北重镇幽州城，纵兵大掠，局面迅速恶化。武攸宜派人去讨伐，也吃了败仗，灰头土脸地领军回来，仍被拜为左羽林大将军，武则天对自家人的维护由此可见一斑。

接连吃了两次大亏，武则天不得不谨慎行事。于是她先跟突厥约定好一起攻打契丹，然后又凑了二十万大军前去征伐。这次她选中的武家子弟是河内王武懿宗，出任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右武威卫将军沙吒忠义为前军总管。

两位亲王，两位宰相，阵容之强，规格之高，超出了以往任何一次军事行动。

第一次讨伐契丹，梁王武三思为安抚大使；第二次建安王武攸宜为策应；而这一次是河内王武懿宗独当一面。对外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两线的高层指挥官皆是武派人士。武则天这么做，是想给自家人立威扬名的机会，让群臣对他们有新的认识。

武懿宗出任大总管时，河北南线的形势是“燕南诸城，十不存一”。也就是说，武则天已经失去了对这些地方的实际控制。而由于军役繁重，帝国的均田制也受到了严重破坏。

人们以为，造成今日之局面完全是武周朝的过错，他们公开发泄对武氏朝廷的不满情绪。那些发泄不满情绪的人，有许多是上层社会人士。

在武懿宗给武则天开列的三百余名逆贼中，提到了一些人的姓名，其中除了一部分契丹人外，大部分是汉人。这些人与破产的均田户，都对武则天的王朝怀着痛恨的心理。

对于通晓河北社会状况的孙万荣来说，他当然知道如何从这种胶着的形势中，捞取属于自己的政治好处。于是，他在进军幽州的同时，也发动了新一轮的政治攻势。

孙万荣提出的口号是“何不归我庐陵王”，从形式上看，这个口号并不反对李唐统治，可同时它也不反对武周的统治，它只是针对武周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矛盾，即储位斗争。这是武、李矛盾的焦点所在，这个要求反映了李唐派的利益，具有相当的蛊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