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千古一病文字狱（第2/8页）

眼看这个案子牵连得越来越大，一些顾全大局的大臣上书请求乾隆终止这个案子，释放株连的人众。御史书成首先上书，乾隆得知后暴跳如雷，其他事情上他可以宽恕，但是涉及自己，乾隆反应非常剧烈，他痛骂书成身为满洲人，却说出大逆不道丧心病狂的话，竟然纵容社会上的人辱骂君主。乾隆愤怒地将书成革职，没多久，侍郎钱陈群也上书请求他终止此案。乾隆又把他痛骂一顿，愤怒地表示，绝对不会停止追查此事。

这一次乾隆是被真正激怒了，所以我们也能理解孙嘉淦为何被吓死。

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了，乾隆决定公开缉拿要犯，号召各地官员先放下手头工作，把缉拿伪稿元凶当成头等大事。经过一年半的追查，因这个案子受牵连的人已经达到上千人，十几名办事不力的督抚大员受到惩罚。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调查，但元凶还是没有找到。

乾隆只好把气撒在官员身上，两江总督尹继善和江西巡抚鄂昌都受到了处分，被乾隆当面责骂。官员们人人自危，朝野上下鸡犬不宁。

十七年底，出现了一个新的线索，江西巡抚鄂容安缉拿了传抄伪稿的千总卢鲁生父子。乾隆让鄂容安把他们押到京城审问。军机大臣经过审讯得知，卢鲁生是从南昌守备刘时达那里得到原稿的。根据刘时达的供词，他们并不是伪稿的源头，稿子的源头在江苏。

最奇怪的是，没过多久，卢鲁生就推翻原供，“承认”稿子就是自己伪造的，表示愿意认罪伏法。案子就这么结了，卢鲁生被判凌迟，他的两个儿子被处斩。除了查抄官员按律法处置外，其他株连之人全部释放。

乾隆为什么要匆匆结案呢？他真的相信卢鲁生是元凶吗？乾隆是何等精明的人，他知道这个案子再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所以指示军机大臣逼迫卢鲁生承认自己就是元凶，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好终止这起惊天大案。

真正的元凶是谁已经不重要了，最关键的是乾隆已经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这起案子，震慑了那些对自己不满的人。

两个不要命的疯子

在现代社会疯子杀人理论上都是无罪的，如果说疯子说了什么疯话，大家都不会跟他们一般见识。别人是疯子，跟疯子计较岂不是代表自己也是疯子。然而，在封建社会，专制政府比疯子还疯，一个疯子说了几句狂悖的话，居然要置之死地。

乾隆十六年，山西巡抚阿思哈抓获了一个叫王肇基的人，这个人既没偷什么，又没抢什么，只不过说了一些胡话。但是，阿思哈却比抓到盗贼更加警惕，亲自审问他。其实，这个王肇基并不是什么疯子，不过是个穷酸秀才，想当官想发财想疯了。

皇太后万寿，他胡诌了一首诗歌颂皇太后，想谋个一官半职。他把这首诗投给山西汾州府的衙门，想让衙门的人给自己推荐个一官半职干干。

同知图桑阿本拿到诗一看，发现全是阿谀之词，阿谀倒没问题，拍马屁也是好的，但关键要阿对地方、拍到点子上。王肇基万万没有想到，谋官不成，反而惹祸。他在诗歌下面附了一段评论，正是这段评论要了他的命。

我们现在不知道这段评论到底写了什么，不过官方说王肇基的言论“毁谤圣贤，狂妄悖逆”，看来王肇基对时政发表了一些自以为是的评论。

阿思哈派人到王肇基的家里搜，又发现更多悖逆的书文。王肇基辩解说：“我不过是一个小民，写诗祝贺皇太后，只希望圣上喜欢，没有其他意思。”

阿思哈又问：“你在诗后面发表议论，妄议国事，指责大臣，毁谤圣贤，到底是何用意？”

王肇回答：“现在是尧舜盛世，我怎么可能毁谤朝廷呢？我不过是把孔孟程朱的话糅合在一起，以显示自己有学问，希望皇上欣赏我，赏个一官半职。”

阿思哈开始还怀疑王肇基可能跟伪稿案有牵连，后来发现他不过是一个“疯汉”，他奏请乾隆，请乾隆定夺。这种事，在雍正朝最多就是打一顿或者关几个月，然后再释放。但乾隆比乃父更狠毒，居然让阿思哈把王肇基杖毙于廷下。

杖毙是非常残忍的一种刑罚，比斩立决更残酷，仅次于凌迟。王肇基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疯子，他的死还可以说是因言论获罪。

两年后，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被凌迟，这是大清国第一个被用酷刑处死的精神病犯人。此后，陆续有精神病患者被处死。

这个人叫丁文斌，丁文斌从小就是一个孤僻多疑之人，读过一些书，但是连秀才都没有考上。他与母亲相依为命，靠打短工为生。乾隆十二年，他母亲病死。自此以后，丁文斌的性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经常自言自语，对着墙壁说话。丁文斌的生活更加悲惨，要文没文，要力气没力气，生活过得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