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六下江南处处留情真风流（第2/6页）

乾隆一听，心里很震惊，这对子对得实在太好了，感叹道：“后生可畏啊！你这么小的年纪，居然有这样的才能，将来一定是状元的料啊！”

男孩一听，喜上眉梢，跪地说道：“谢皇上赐状元之恩。”

乾隆一听，更吃惊，支吾地说：“你……你怎么知道我是皇上？”

男孩回答更聪明了：“天下除了皇上，还有谁敢点状元呢？”

乾隆摇摇头：“罢了，罢了，君无戏言，就赐你为‘童状元’吧！”

我们知道乾隆南巡途中游山玩水，到处题字作诗，这个是事实。但是他还决不至于昏庸到专门为了炫耀自己的才能而南巡。实际上，乾隆是一个非常理智、非常智慧的皇帝，而且也是很有涵养的，对政事也非常用心。

乾隆后期吏治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乾隆这个人昏庸，也不是这个人愚蠢，论起聪明才智，乾隆不比雍正差。只是乾隆在吏治方面的政策跟雍正不太一样，雍正尽力把国家往“法治”路上推，虽然雍正也做了不少违背法治的事，但总体的心愿还是以法治国。乾隆却恰恰相反，在他手中，国家不断往人治方面发展。

乾隆用权术虽然可以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已伏下了吏治隐患。譬如，李侍尧犯了贪污罪，理应处死。乾隆巧妙地把他救了出来，最后李侍尧为国家立了大功，这事既可以说乾隆非常善于用人，但也破坏了律法的权威性，根据蝴蝶效应，法律权威被破坏后，后面必然是吏治腐败。

乾隆实际上是收获了眼前利益，却失去了长远利益。

同是南巡，康乾有所不同

康熙是清朝历史上一个开疆拓土的皇帝，历史学家对他评价相当高。康熙的南巡也没有落下话柄，为何同样南巡的乾隆却引来阵阵骂声呢？甚至，到晚年连乾隆自己都意识到错误。

我们来看看这祖孙俩在南巡事情上有何不同。

康熙幼冲即位，国家局势不稳，朝政被权臣把持。年少的他韬光养晦，除掉权臣鳌拜。亲政以后，国内局势变幻莫测，内有三藩，外有台湾的郑氏政权，西北有准噶尔的叛乱势力，东北俄国人虎视眈眈。内忧外患之下，康熙一步步解决了问题，平三藩，收台湾，平定准部叛乱，击退俄国侵略者。成就了千古大帝的名声，康熙虽然丰功伟绩甚多，但始终把治国安民放在首要地位，这便是他南巡的真正原因。

康熙南巡有六个主要的原因。

一是治理黄河。封建统治者历来把黄河的治理当作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提到与吏治同等的地位，这意味着黄河治理不好，可能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元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康熙执政以后，黄河的灾患仍然严重，影响了黄河附近各省的人民生活。在出发前，康熙就把河工一事放在心里。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他又逐步了解民情，考察吏治，一举多得。由于多次亲临黄河现场，康熙自己总结出了治理的新方法。他提出疏通河底、修改清口、拆毁拦水坝和引水归江四大措施，为黄河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察访民情。康熙对民情是非常关心的，雍正曾说自己在通达下情这块比康熙强，这话得这样说：雍正比康熙更了解官情。正因为深入了解民间疾苦，为了稳固大清江山，康熙提出了“永不加赋”的政策。了解民情也是康熙南巡途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是考察吏治。康熙南巡亲临官场第一线，发现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是他一贯的办事风格。第一次南巡时他发现漕运总督邵甘有问题，立即将其撤职。第二次南巡他搜集了更多的官场情况，重新任命了一批官吏。对于吏治这个问题康熙从来不敢怠慢，也不会轻易相信下面的奏折，自己亲自了解情况才是最可靠的。

四是减免钱粮。南巡与钱粮并无必然联系，这个决定是在南巡的途中作出的。深入了解百姓的疾苦，才能选择更好的统治方法，康熙有感于百姓苛捐杂税繁多，多次减免钱粮。

五是笼络人心。康熙爱才，哪个明君又不爱才呢？爱才容易求才难。南巡的途中，康熙不忘发掘人才，跟地方上一些有贤名贤才的人谈话，量才录用。这既能挑选人才，又能笼络天下士人之心，一举多得。

六是游览名胜。康熙本人是个有艺术细胞的人，对于美景名胜当然也不会拒绝，看看自己治理下的大好河山也是他的兴趣所在。康熙过人的地方在于他并没有在游玩上面耗费太多精力，而是放在一个非常次要的地位。这是他跟乾隆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乾隆南巡跟乃祖康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他南巡的本意也是为了察吏安民，知得失，识兴替，制定更加利国利民的政策。动机虽好，可是做起来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说到才智和聪明，乾隆未必比康熙差多少，但为什么结果迥然有别呢？其根本原因不是才智，而是品格，康熙能够克制自己，乾隆却相对显得有些放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