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帝王心术（第3/4页）

郑板桥也算是鄂尔泰的门生，郑板桥中进士的那年，鄂尔泰正是主考官。鄂尔泰有意把自己打造成清廉正派的儒学名臣，加上他非常爱才，所以聚集在他门下的人才特别多，其中以汉人居多。郑板桥是个愤世嫉俗的人，连乾隆都敢批评，后来还傲然辞官，这样一个人却对鄂尔泰尊敬有加，说明鄂尔泰确实有过人之处。

张廷玉与鄂尔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说鄂尔泰思想开明的话，张廷玉则显得相对保守；如果说鄂尔泰汉化非常严重的话，张廷玉则满化得非常厉害，张廷玉满文非常好，能够用满文写文章，在今天肯定是个国宝级的学者；如果说鄂尔泰有尊重人的前沿意识的话，张廷玉身上则表现出奴才气，张廷玉为官相当谨慎圆滑，聚拢在他周围的大体是一些圆滑之人，除了蒋廷锡比较正直之外，很难再找出一些正派的官员。

当然，在张廷玉的门下也不乏大量才智之士，汪由敦就是其中的优秀人物。汪由敦和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是知交，赵翼对他评价很高，说他学问冠盖当时，胸襟广阔，从不嫉妒别人的长处。

逐个击破朋党

乾隆上次训话之后，结党现象并没有改观。为此，乾隆伤透了脑筋，他决心打破僵局，重新整肃朝纲。

突破口终于找到了。

乾隆六年四月，御史仲永檀奏参步军统领鄂善，奏参的内容是鄂善收取贿赂一万两白银。本来，这个案子跟朋党没有关系，但随着案情的深入，逐渐牵连出了朋党案。

案情是这样的：俞君弼是一个富商，为工部承揽了一个建筑工程，俞君弼没有儿子，中途病故后，女婿许秉义出头主持丧事，邀请同宗、内阁学士许王猷前来吊唁，以便增加自己夺取遗产的筹码。只因俞君弼有一个嗣孙俞长庚，所谓嗣孙并不是指亲生的孙子，而是同宗里过继过来的孙子。俞长庚为了不落下风，找到鄂善这个后台，给他送了一万两银子。鄂善果然给力，作出了有利于俞长庚的判决，还将许秉义治罪，并革了许王猷的职。

许秉义和许王猷不服，于是托人找到仲永檀，仲永檀也非常给力，立即给乾隆上了一道奏章，弹劾鄂善。最绝的是，仲永檀在奏章中居然意味深长地将张廷玉也卷了进来，说这个张廷玉亲自差人送帖到俞家吊丧，张氏门人徐本、赵国麟还亲自去跪奠……寥寥数笔，就把案子往最危险的方向推动，由此可见，御史的笔比刀还厉害。

然而，仲永檀太低估乾隆了，乾隆绝不是一个昏庸的主。他第一反应是仲永檀是鄂尔泰的门生，仲永檀考进士那年主考官就是鄂尔泰，乾隆意识到此案可能跟派系斗争有关系。为了显示对此案的重视，乾隆召集怡亲王、和亲王、鄂尔泰、张廷玉、徐本等人公审。

在审理的过程中，乾隆甚至亲自询问鄂善，希望他主动坦白。看到乾隆和颜悦色的样子，鄂善以为皇上很仁慈，心想皇帝应该不会重罚自己，竟承认自己收了一千两银子（鄂善以为将收取的银子降为十分之一罪名就轻很多）。事后，鄂善想，受贿超过八十两就是死刑了，第二天又推翻原供。没想到鄂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推翻原供等于欺君，比贪污的罪名更大。

乾隆盛怒之下，将鄂善的案子交给刑部处理，刑部很快就查出鄂善受贿之实。刑部建议将鄂善处以绞刑，乾隆垂泪让鄂善在家自尽。鄂善身兼兵部尚书和护军统领之职，是乾隆朝第一个被处死的一品大员。

乾隆原本不打算对张廷玉朋党一事深究。但赵国麟却不肯罢休，赵国麟是个道学家，把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听说仲永檀奏告自己到俞家跪奠，这是用传闻诬蔑自己的清白。为了表达不满，赵国麟提出辞职。乾隆知道赵国麟这是在发泄对自己偏袒仲永檀的不满，此时仲永檀已经升到左副都御使。乾隆最不喜别人要挟自己，将赵国麟连降两级。赵国麟是一根筋，依旧不依不饶，乾隆很不耐烦，干脆把他革职，但也不准他回家，以闲散身份待在京城。

仲永檀表面上看是升官，其实末日正向他悄悄走近。

在末日来临之前还有一段小插曲，这段插曲将仲永檀的死期推后一年多。

谱写这段插曲的是一个叫刘统勋的人。刘统勋，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进士，曾当过乾隆的老师。乾隆即位后，出任内阁学士二品大员。乾隆六年，刘统勋当上左都御史。鄂善案子爆发后，刘统勋认为是时候向鄂尔泰和张廷玉这两个党魁出手了。

在第一份奏折中，刘统勋直指张廷玉结党营私，说桐城（张廷玉是桐城人）张姚两姓占据当地缙绅的一半还不止，张家在朝廷当大官的有十九人之多，姚氏和张氏世代联姻，当官的也有十个人。刘统勋说张家的门第太显赫了，张廷玉与父亲张英先后担任宰辅，至于翰林就更多了，满门皆翰林，翰林院可以直接开到张廷玉家中。刘统勋并没有从其他角度攻击张廷玉，仅仅是指责张廷玉任人唯亲，搞家族企业，说明刘统勋深谙盛极而衰的道理。他攻击张廷玉，没有分毫涉及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恩怨，这无疑给乾隆一个感觉，刘统勋完全是为皇家考虑，对派系斗争并不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