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康熙朝悬案（第5/8页）

不过，经济原因只是曹李两家败亡的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恐怕还是政治上的。

李煦曾陷入“党争案”中，有人控告他曾经给八阿哥赠送漂亮的奴婢，八阿哥当时的人气很高，李煦在他身上投资也是正常的。但对于明察秋毫的雍正，这事肯定是不愉快的。

雍正继位后，对昔日的政敌进行了大清洗。雍正曾经指责曹頫到处跑关系，跟一些王子们关系过于亲近。雍正还警告他，如果他违法乱纪，就是王子们也救不了他。

从雍正的谕旨中我们可以看到，曹家被抄也不完全是因为经济原因，再加上曹寅生前是支持太子胤礽的。九阿哥胤禟是雍正的政敌，最后被雍正迫害致死。胤禟跟曹家是有来往的，在康熙时代胤禟曾经参与制造江宁织造的镀金石狮子，这是曹家和胤禟交往的直接证据。

由此可见，曹李两家还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南山案

大清一朝，发生过一百七十多次文字狱，南山案是清朝最大的文字狱，也是唯一一个被后代皇帝平反的文字狱。为南山案平反的正是雍正皇帝，至今人们摸不透雍正平反的真正原因，但这事似乎又在验证这样一个推断：凡是康熙喜欢的雍正都厌恶，凡是康熙厌恶的雍正都接纳。

康熙五十年（1711年）十月十二日，左都御史赵申乔突然参劾翰林院大才子戴名世，说这个人恃才傲物，妄窃文名，还是贡生的时候，就私自刻印文集，里面文辞狂逆，信口雌黄，颠倒是非；现在当上了朝廷命官，仍然作风不改，依旧口无遮拦，轻狂不羁，希望皇帝能够给他一点惩罚和警告。

从赵申乔的动机看，他似乎跟戴名世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并没有想要置人于死地，只不过是希望皇帝能够教训教训这个狂生，打压一下他的气焰。

刚开始的时候，康熙对这个案子并不重视，此时他忙于废立太子之事，焦头烂额。但是刑部接到这个案子后很较真，此案很快就升级了，戴名世以前的恃才傲物和狂放不羁很快就变成大逆不道的罪名。

这还得从戴名世的著作《南山集》说起，这本书讲到了南明的一些情况，用了弘光、隆武、永历之类的年号。就戴名世本意来说，他是想如实完整地记录当时的历史，但恰好犯了清朝统治者的大忌。

从审判的阵容就可以看出清廷对此案的敏感程度，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共同审理了这个案子，对戴名世进行严刑拷打。

戴名世不得不认错说：“《南山集》《孑遗录》等等都是我年轻时写的狂乱文章，当时糊涂，不知触犯了大忌。没有和任何人商议，也没有让任何人整编这本书。我当时参考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看到此书有混乱悖逆之语，当时也没有考虑太多，就照搬里面的话。”

戴名世的供词迁出了方孝标，方孝标的儿子方登峰在供词中说，父亲方孝标喜欢游山玩水，以前到过云南贵州一带，返乡后写了《滇黔纪闻》，其中记载了弘光、隆武、永历的年号。方登峰是个不孝子，他还供出父亲曾当过吴三桂的幕僚，虽然时间很短，但毫无疑问已是大逆。

最后，刑部议定：戴名世凌迟处死，祖父子孙兄弟以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伯叔兄弟之子，不限籍贯，只要十六岁以上，不管残疾健康，一律斩首；十五岁以下的男子，以及母妇妻妾姊妹等等，全部发配给功臣家做奴隶，财产入官。方孝标依律当被凌迟处死，不过人已去世，应当挫骨扬灰。为方孝标作序的汪灏和桐城派的领袖方苞被判绞刑，后来改为免死，发配东北。这场文字狱中问罪人数多达数百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案情的整个发展过程。

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出生，曾经隐居南山，时人称之为南山先生。他的家世虽然称不上显赫，也是书香之家，祖父和父亲都做过知县。戴名世跟桐城派领袖方苞是亲戚，他的母亲是方苞的姑母。戴名世这个人从小就很有才气，因为才华甚高，为人难免有些恃才傲物。同时，他这个人又比较愤世嫉俗，由于小时候受的教育影响，年轻时他对清廷很不满，在早期的一些作品中，他对反清的民族英雄进行了热烈的歌颂。

康熙十九年（1680年），为了生活，戴名世逐渐对清廷妥协。三十岁的时候，戴名世与好友参加科考，成为贡生，三十四岁时，他又被推荐进入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由于戴名世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

在京城的时候，他给同乡张英的儿子当家庭教师，张英当时担任都察院左都副御史。有一次，张英问戴名世：“世间最可恶的是哪种人？”戴名世回答说：“媚人者最为可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