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满清官僚（第2/5页）

所谓“火耗”，起于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但是从农民那里收上来的肯定是小块的碎银，上交国库需要将这些小块的碎银重铸为银锭，重铸的过程中，肯定有损耗，这就会使国家所收税收不足。为了保证国家税收，地方政府在征税时就会以“火耗”的名义加征税收。但是在现实中一般征收的“火耗”大于实际“火耗”，而这多余的部分就归了官员了。清初的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而且，“火耗”不断加重：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数倍于正赋。这是增加群众负担的违规行为，虽然顺治、康熙年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作用，以后也就默认了。

“火耗”归公就是规范“火耗”的征收，并作为财政收入上交国库。政府规定“火耗”附加税一般为正税的10%-15%，最高不超过20%，官员要全部上交，不得私自截流。

这种“火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作为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据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为：总督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259两，同知400-1600两。由此我们知道，养廉银的数目大大超过各级官员的俸银，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十倍到一百倍。

地方官员有养廉银，那么京官呢？京官没有，但是实行“双俸”，也就是发双倍工资。《清会典事例·户部·俸饷》记载，“将在京大小文官俸银，加一倍赏给，令其用度从容，益得专心於官守。”

按理说，通过皇帝给官员的大幅度加薪，应该可以抵制腐败问题，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大家要知道，工资低与不低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什么？一是相对自己的过去，二是相对于别人。

从时间上来讲，自己的工资是长了，应该是好事，应该可以激励自己一段时间，但是，大家也应该知道，这种激励绝对不可能是长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激励将慢慢淡化而最终成为无。

那么与同僚的比较呢？由于养廉银的数额比正俸要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就导致京官的俸禄比外官要低得多，级别越高，差距越大，总督巡抚等地方官员比同级京官要高出二十倍以上，所以导致“人情喜外任而不乐京职”。66出不去的京官就会想尽办法利用各种权力或隐权力为自己争取利益。从哪里争取？“非从天降，非从地出”67，只能从地方官那里争取，因此，地方官的“冰敬”、“炭敬”、“别敬”68等各种各样的花费使得财富源源不断地由地方流向中央。

既然这各种各样的“敬”仍然需要，那是不是地方官要从自己的合法收入中取出这部分来呢？肯定不愿意！于是地方官员仍然在合法的养廉银外打主意。所以，地方官并不会因为有了“养廉银”而廉，他们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任意敲诈勒索；由于田赋可以用钱交纳，所以经手官员就可以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但可以报五成，而农民的实际田赋却不一定少缴，多收的银粮就都到州、县官各级官吏的腰包里了；此外，司法权是政府包揽的，人们打官司也是州、县官索榨的好机会。

劣币驱逐良币

清朝政府后期的腐败被很多政治学家定位为制度性腐败，就是因为清朝后期的腐败成为通行的潜规则，常态化，正常化，甚至制度化。

所谓“潜规则”，是指看不见的、明文没有规定的、约定成俗的，但是却又被广泛认同、实际起作用的、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规则。历史学家吴思是研究潜规则的权威，他的著作《隐蔽的秩序》、《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等书对此有精彩的表述，后又有张程、吴钩、程万军等人就此类问题进行了历史的挖掘。

在他们的研究中，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是最能够准确说明当时潜规则盛行状况的文字材料。

张集馨（1800-1878年），历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四帝，1829年中进士后，在翰林院供职，1836年，受道光皇帝的“特简”，外放为山西朔平知府。此后三十年间，先后任过福建汀漳龙道、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贵州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河南按察使、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陕西巡抚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