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如何提升口述史的可信度（第2/7页）

对受访人，尤其那些年老的受访人而言，接受这样的访谈其实也是有好处的。老人喜欢回顾往事，尤其是那些相对辉煌的往事，可是，与他同龄的那些朋友可能大多已经死亡或者难得一见，而子女孙辈可能觉得他“唠叨”。结果是没人可以跟他深入交谈，没人愿意听他倾诉既往，这让他倍感寂寞，甚至觉得自己的生命是他人的累赘。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去和他交谈，倾听他的故事，他会非常欢迎，会觉得衰朽的生命变得重新有价值起来。

口述历史的访谈对象通常是普通国民，他们与有较强的表达和写作能力并常被报道的科学精英和政治精英不一样，往往既没被他人报道过，自己也缺乏写作能力。给他们做访谈，用录音或文字的方式把他们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还可以令他们少一点遗憾——这辈子没白活。要知道，大量的普通人，仅仅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辈去世，其故事和事迹，追求与挫折，经验与教训，就已随其名字一道湮没了。

二　可疑的口述史料

虽然访谈很重要，但将其作为史料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时，却需要慎重。因为口述历史的可信度存疑。在进行下一步的讨论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一下口述史的可信度。所谓可信度（credibility），也即人或事物可以信赖的程度。对口述历史而言，其可信度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它在描述历史时真实、细致和准确的程度，也即它本身的精准度；第二，它被受众信任、接受的程度。前者具备客观性，而后者则是受众对口述内容的主观感受。笔者更多的是从第一个方面来谈论可信度这个词。一般说来，口述历史与真实的历史过程的吻合程度越高，越精准，越可以被我们所信赖，其可信度越高。但那些声名狼藉、诚信度不高的口述者，即使某次讲的百分之百是真话，也可能被受众所警惕和怀疑。

（一）口述史料的可信度存疑

口述的内容经常不太稳定。上次是一个说法，这次可能是另一个说法；这人是一个说法，那人可能是另一个说法。不同说法之间，也许能够相互补充，但相互冲突的情况也不罕见。近年来的一些报道突出的彰显了后一类情况。譬如，在傅光明的系列访谈《谁为老舍收尸》中，有三位受访人均宣称是自己在渔民的帮助下独自打捞起老舍的尸体。再如，关于1977年谁第一个提出恢复高考，就有多位当事人出来争功，向媒体发布了一些相互冲突、并明显与当时记录不符的说法。

于是，受众很容易产生一个感觉——口述历史不太可靠。事实上，正是因为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口述历史的学科地位才因此受到严重影响。要知道，在古代，口述历史是有重要地位的。作为古代东方、西方最重要的历史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均包含有很多口述的成分。而作为西方文学和历史之源头的《荷马史诗》，更是在相关故事口口相传了几百年后才成书。只是在进入近代之后，历史学家才变得越来越重视当时当地白纸黑字的记录，而忽视日后难免会基于个人利害而进行的口头重构。直到20世纪40年代磁带录音机发明并得到较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声音难以保存、空口无凭的问题后，口述历史才得以复兴。遗憾的是，即使面对录音机，人们还是可能有意无意地讲出一些相互冲突的说法。

（二）别的史料也可疑

但是，可信度成问题的，又何止口述史料呢？市场上见到的“古物”、“历史遗物”大多是后来伪造的。而文献，伪造的、记错的、误导性的，更是数不胜数。拿古代典籍来说，《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是晋人之伪作。《黄帝内经》声称记载的是黄帝的话，而实成于汉代。唐朝李党人士托名牛僧儒写淫秽自传《周秦行纪》，清朝纪昀等编《四库全书》时大肆删改原书，更是广为人知。

（三）怎么办？

面对不十分可靠的史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还是甄别史料，采信部分史料？史学家选的是第二条路子。他们发现，不同的资料有不同的可靠性。拿文献来说，在可信度方面，就有“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之说。这种说法基本可靠，只是简单化了一点。应当说，档案（当时或事发不久形成的记录，主要由内部人士用于备忘和工作参考）、日记（当时形成的材料，供作者整理思绪和工作参考用，通常独此一份）、内部出版物（面向高层，以掌握实情为目的，印数很少）、公开发表的文献（面向大众，经历过审查，不少以宣传为目的，印数较多），各有其长、短。譬如，手写，尤其是速记的档案未必好认，而公开出版物的编辑错误会少一些。我们应当扬长避短，善用各类史料之长，而审慎识别其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