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皋： 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第3/11页）

问题出来了，那些行政事务，学部到底该不该管？1957年“鸣放整风”时，出现了“大学部”和“小学部”之争。支持“大学部”的认为，除学术工作外，基建、器材等机构，各个学部都应当有一套。支持“小学部”的认为，根据原来院里的公开规定，除学术外，学部不管行政等其他事务。讨论来讨论去，院里还是认为“小学部”好，但原来的状况还继续，就是权力在基建、外事等部门，棘手事情的主意却要学部拿。这样一来，研究所和权力部门的矛盾，就变成研究所和学部的矛盾。而在顺着研究所的时候，基建、外事、器材等部门有时也会说，学部原本不同意，多亏我们替你们说话……学部和研究所之间的矛盾于是更多。

学部成为党组成员的办事机构

应该说学部的黄金时代就是成立之初的那两年，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就每况愈下了。学部筹备及成立时，科学院的主政者是党组书记张稼夫。张稼夫患有肺病，在性格上也有弱点，但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魄力，我觉得还可以商榷。他为人审慎，比较尊重科学家，为避免以党代政、以政代科，他建立学术秘书处、成立学部，把学术领导搞了起来。学术秘书处设正、副秘书长各两人。正的是钱三强、陈康白，副的是秦力生、武衡，下面是钱伟长、叶渚沛等八九个学术秘书。四个学部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据1955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由学部分工对各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

1956年5月，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工作，改由张劲夫任科学院党组书记。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把裴丽生、杜润生、谢鑫鹤等一批部级、副部级党政干部调了过来。到任不久，张劲夫就说了两句大实话：“我不懂学术领导机构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叫学术领导”。他还笃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根据这些认识，张劲夫很快就把国防军工那一块的管理模式，搬到了计划局口，搬到了学部，搬到了研究所。其具体举措包括，撤销学术秘书处，派院党组成员分管学部，派党的专职干部来管学部办公室，派党员干部去管学部所属研究所等。科学家主任、所长、委员等原来并不大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收走。

分管生物学地学部和1957年分家后的生物学部的党组成员，第一任是裴丽生，第二任是秦力生，第三任是谢鑫鹤。他们实际领导学部主任和副主任。“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更是完全由党组分管领导说了算，学部主任、副主任基本靠边站，需要你站台时你再出来。学部内部，不单学科组会议极少开，就连常委会也不怎么开了，主要是裴丽生说什么，就按他说的去运作。这样一来，学部就成了党组分管领导的一个办事机构，基本没有自主权了。

学部办公室本由过兴先等学术秘书领导，他们都是资深科学家和称职的管理干部。1957年“反右”后，院党组派了专职的党政干部来做学部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不但管我们这些办公室内的科员，还管学术秘书。他们的行政级别比学术秘书低，可从党内讲，他们是支部书记，又管学术秘书。据我所知，这几位办公室主任几乎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1959年“反右倾”后，院党组又派了张庆林等党员干部来做专职的学部副主任，他们也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

张劲夫上任后，还跟上面要了大批党员干部，让他们去研究所当副所长兼党的负责人——当时党员少，可能有的还不是党委书记，只是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如动物所的刘矫非、昆虫所的赵星三、微生物所的林一夫、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这些人的权力基本都凌驾于科学家所长之上。不是说这些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老干部一定不行，只要他们尊重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诚以待人，也会受所里科技人员的欢迎。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不是至今还受科技人员怀念吗？可王仲良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派到所里的外行老干部都跟科学家所长、副所长以及一些科技人员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张劲夫的前述举措，可能都是“反右”运动的后果。“鸣放”时，有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认为不宜事无巨细均由党来领导，在科技人员中引发强烈共鸣。高层领导把这些话视为右派言论。而且还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反对党领导一切，我就要搞“党的绝对领导”。张劲夫等贯彻这种精神，通过前述方式，在科学院内，在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从上到下，派了大量外行党员干部去掌权，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其结果如何呢？我跟你讲讲那几年我在生物学部经手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