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岱年： 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第3/12页）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

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其中两篇是我写的，另两篇是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做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党校的孙定国。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我所知道的丁瓒案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叫李崇桂的女同志，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前也整过人。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做了改正，恢复了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