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的老大

在充满潜规则的中国官场游戏圈中，什么时候生病，病情有多重，这也是对一个政治人物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考验。适时的称病不起，不仅可以逢凶化吉，而且可以积攒力量，后发制人。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也会这一招。他选中了腹泻。这个病生得很见功力，病情可重可轻，时间可长可短。他就这样在老家广安潜水，悄悄地关注着成都和北京的一举一动。

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离开成都时，是川路同志会成立的当天（1911年6月17日）上午。没有任何史料明确记载他匆匆离开的公开理由，当然，这种巧得不能再巧的时间契合，任何公开理由也都是前人撒土迷迷后人的眼罢了。

前一天下午，川路董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蒲殿俊亲自到会，会议决定“形势日迫，不能等待特别股东会开会”，必须先行拉起队伍与政府对抗。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彻夜谋划，认为设立保路同志会事非一般，“是公开向政府宣战，系空前所未有的新举动，必须同下决心，扩大阵容，整齐步骤，不避危险，前途的顾虑尚多，不能不作慎密的计划”。会上确定了谘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行动体制，“以同志会作先锋队，要唤起全省民众一致行动起来，各县普遍设立保路同志会分会，先把成都各街道的分会组织健全，作为外州县的榜样”。同时，“以股东会作为大本营，依召集期开会；预定一些中坚分子去争取各县的代表资格，以壮大会的声势”。最后，“以谘议局作后盾，依照章程规定，九月是常会期，届期应根据同志会、股东会的一切材料，提出议案，弹劾政府的违法政策”。

天亮之后，蒲议长却抽身离开了即将如火如荼的成都，把一切都留给小他一岁的副议长罗纶操盘。于是，年轻的郭开贞（郭沫若）、李劼人等就有幸看到了那个“很白皙的胖子”（罗纶）在会场上又哭又喊，随后拉队伍、搞请愿的行动。

一个台前，一个幕后；一个在政治T型台上扭胯耸肩、风情万种，一个则在灯影中目光灼灼、窥探实际。蒲罗二人心照不宣，按照事前的剧本，唱着各自的唱段。

其实，这对搭档并不搭调。蒲殿俊出身于家世诗礼的“在邑大姓”家庭，无法与黑白通吃的罗纶家相比。让罗纶负责具体工作，这或者是蒲议长“君子不近庖厨”的自重身份；也可能是用人之长，以便将罗纶在白道、黑道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更可能是技不如人、力亦不如人之下的无奈退避。的确，蒲议长比罗副议长稍长的，除了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大堆时髦名词，就只有年龄了。

此后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写给其兄、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电文中说：“四川人争路之焰，至于极点，皆由邓孝可、罗纶、颜楷、张潞等鼓吹而成，而蒲殿俊复暗中为之主谋，以为后援。”这固然是实情，却不完全，只要看看四川独立后，一场兵变，新科的蒲都督仓皇而逃，罗副都督在枪杆子护卫下欣然宣誓，就能知道这两位同志实在是同床异梦。

无论什么原因，事实就是蒲殿俊回到老家后，“归病腹泻，惫卧中”。《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报道这一消息时，还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短讯《病议长之爱国热》，说是病中的蒲殿俊从老家来电，愿意在铁路保卫战中，“区区当为从死之一”。

镀金日本

蒲殿俊玩政治始于1895年。这一年，康有为在北京创立强学会，受四川同乡刘光第、杨锐等策动，蒲殿俊与胡骏、罗纶等在成都创立蜀学会，办《蜀学报》。1904年，已经29岁的蒲殿俊入京会试，中进士，授法部主事，被官派到日本留学。

庚子事变后，大清政府在逃亡途中就发布了改革诏令，而师法日本则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这种共识，在甲午战争惨败的震撼和刺激下就已形成。1898年，张之洞就在他那篇被中央政府作为干部必读读物的《劝学篇》中，雄辩地发出了到日本去留学的号召，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事半功倍”：除了路近费省、语言接近之外，“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日本人）已删节而酌改之”。这就是说，对于那些有点艰涩甚至危险如河豚的西学，日本人已经帮我们试吃并拔毒了。

1909年四川谘议局成立，蒲殿俊任议长。武昌起义后，他出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

大清国的特殊社会制度显示了特殊的动员能力——

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提交《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奏折，明确提出：“以后新派总署堂官、章京、海关道员，出使大臣及随员，必选诸曾经出洋之员……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缺送御史、升京卿、放道员。”要想进大清国涉外部门，捧上公务员的铁饭碗，你就得是个海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