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顶不是四川人”（第2/3页）

游说股也就是同志会的宣传部，由罗纶亲自担任负责人，当场招募分赴四川各地的游说员。四川谘议局机关报《蜀报》主笔朱山是宜宾江安人，被称为“蜀中报界之巨擘”，此时自告奋勇担任川东游说员。

朱山健步登上讲坛，也学其他人的样子，在桌子上猛击一拳，却不小心打到了一只茶碗里，顿时鲜血直流。这是小小的意外事故，后来同志会将此细节宣传为朱山刺破手指表示决心，其立意、高度就完全不同了。

在汹涌的集体无意识波浪中，大多数的人只是盲从而已。图为四川嘉定民工打架（摄于1910年）。

郭沫若记载道：“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料。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跑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那里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从事于运动的指导者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这位朱先生，当时已经是同盟会的秘密会员，在民国建立后曾担任江安县首任知事，但随即被川督胡景伊以“测量成都五担山，企图炮轰都督府”罪名斩首，终年仅26岁。

组建了领导机构，每个大萝卜都找到自己的坑之后，同志会就开始招募会员及各部门的志愿者。

人群中的另一少年、19岁的成都人李劼人，后来在著名的纪实体小说《大波》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

入会签名处人山人海，主人公站了好一会，才在第三本簿子眼前拾到一管毛笔，但前头一个穿绸衫、拿折扇、约莫四十年纪的人，一条指头粗细的发辫歪搭在肩头上，躬着腰俯在簿子上，还在写，居然一人就把剩余的三页白纸全写满了，都是狂草单名，细细一看，居然都是“赵龙、钱虎、孙彪、李豹”一类《施公案》《彭公案》上面的名字。

主人公愤然道：“这搞的啥名堂！”

那人回头说：“啥名堂？签名嗯！”

“为啥签了这么多？”

“亲戚朋友都托我签一个，难道不应该？”

后头排队排得不耐烦的人挤拢来，都愤愤然叫道：“这耍的啥子把戏？……他龟儿，哪有这么多朋友亲戚？叫他龟儿说清楚！不准他龟儿走！”但一回头，人已不见了。

请愿

川路公司临时股东会议的会场里，长时间痛哭达到三十分钟时，列席会议的四川省商业厅厅长（劝业道）周善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诸位在会场大哭是无济于事的，要保路就得请护院电奏才有办法。”

这“护院”就是护理四川总督的王人文，四川总督虽然已经宣布了是赵尔丰，但赵尔丰远在西藏，便由四川藩司王人文先行护理兼任。总督衙门都称“院”，于是王人文就成了“护院”。

周善培又说：“诸位且等几分钟，待我先去报告护院，把接见的地方预备一下，立刻来电话请诸位再去，比现在就去适当一点。”

周善培立即赶到了总督衙门，汇报了同志会的成立情况。王人文同意接见，周善培就从总督府打电话给川路公司。

从岳府街到总督府约有三四里路。浩浩荡荡的人群穿街走巷，高呼口号，煞是热闹。

据李劼人记载，请愿队伍由八旬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缓缓走出的是一大群气派十足的绅士们。穿公服的确实不少，但也有只穿一双薄底青缎官靴，戴顶有品级顶子的红缨纬帽或玉草帽，而一裹园的蓝绸长袍上，仅套了一件对门襟、大袖口的铁线纱马褂的……好些都是谘议局议员兼租股股东……后面又是潮涌的人。大约都是没有资格的，只管穿着各种各色长衫，偏没有一件马褂，也没有一顶纬帽和玉草凉帽，但声势却大，把站在两旁专看热闹的人都裹去了不少”。

一路游行到了藩司衙门，又把衙门口挤得水泄不通。为首的罗纶先进去，众人便在外边候着。不一会儿，见罗纶出来，后头居然跟着全套官服披挂的王人文，惊诧的人群开始热烈鼓掌。郭沫若日后感慨说：“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体。”

藩司衙门的一个师爷搬来了一张太师椅，王人文就站在太师椅上向民众发表演说。“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有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由罗副议长已经传达了给他，他始终是表示同情的。他自己虽是贵州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桑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情，在他的职责上，无论怎样是要力争的，更何况是关于桑梓的利害。所以这次的问题，他对于朝廷要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总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官僚而能和民众接近……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什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像是在火上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