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纵连横六

张仪走后，魏人以公孙衍为相，改行合纵战略，从新回到结好齐、楚的路子上来。可惜，也未能赚着便宜。公元前318年，老魏惠王同志没等看见公孙衍合纵的“好处”，就自行告别了他那风雪飘摇的祖国，寿终正寝了。

这位曾经观看庖丁解牛，北拔邯郸，东却田齐，西威秦孝公，一时天下莫强焉，无可争议地成为战国首位称王者的魏惠王，战国第五大鳄鱼，在辉煌的颠峰，竟被田忌孙膑搞得丧师二十万，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魏国，本来是天下最强国，可是到了寡人手里，东败于齐，长子死焉(太子申在马陵被俘杀)；接着，西边又丧给秦人七百里土地(河西之地)，南边又受楚人侮辱。寡人耻之。”看得出来，魏惠王对国家前途是很有责任感的，只是一筹莫展，不管西边的人找他连横还是南北的人找他合纵，他都是个附属性的配角。

(潇水曰：魏国的衰败，我们从中可以有什么教训呢。从根本原因上讲，魏文侯启动遏制分封制的改革，在列国中最早，很了不起，但是他的后来接班人没有在他的路上走下去，又重新使用那些分封制度下的世卿家族，而把吴起、孙髌、商鞅这些布衣出身的职业官僚给挤跑了。魏的失败在于改革没有持续深化，回到分封制的老路上。魏惠王的失败在于任人唯亲，对亲戚讲仁义而流失了人材。举例来说，当商鞅作为职业官僚给秦国效力，与魏人干仗的时候，魏人派来应战的却是世卿大家族出身的公子卯，结果可想而知。

魏惠王迁都“四战之地”的中原大梁也是一个失策，从地理角度来分析，河南省平原位于天下之中，车马辐辏，皆为坦途，又无名山大川之险阻，实为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商鞅曾经说过，“四战之国”应该侧重于防御，不宜到处出击(“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但魏国在中原屡次轻举妄动，结怨众多邻国，比如邯郸之难与北方赵国打，马陵之战与东边齐国打，最终招致失败。

魏国都城大梁车骑四通，道路交汇，属于军事地理学上的枢纽地段，战时即成为兵家必争的热点，冲突频繁，安全很难得到保障；首都是国家的政治中枢，设置在这样的地点是不适合的。惠王迁都大梁，虽然有利于控制中原的军政国务，但是该地四面临敌，又无险可守，易被敌军长驱直入，造成兵临城下的危险局面。战国时期的中原，对魏国来说，好像是设有美味诱饵的陷阱，一旦过早地置身于此，便受到诸多强邻的围攻，而无法摆脱困境。

为魏国考虑，应该推迟移都中原的时间表，而先西伐秦得陕西关中之地。当时，魏将吴起已经在陕西东部占据西河之地，使得秦人失去黄河防护，函谷关咽喉也随之无效。倘是继续一鼓作气，全力伐秦，即使不能灭亡其国，也可以将秦远逐到陇坂以西，占据关中这块宝贵的“四塞之地”，然后再东进中原，这样形势要有利得多。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魏国确实有能力和条件来完成驱秦的军事行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秦国尚未有商鞅变法，国内政局不稳，频频出现废立君主的动乱。

2.秦与其传统盟友楚国此时关系冷淡，无暇助秦。

3.秦国在外交上处于孤立状况，华夏诸侯多予鄙视，视之为戎狄。魏国若大举伐秦，邻国多会袖手旁观，不会助秦抗魏。甚至韩、赵为了参与瓜分秦地，很可能出兵协魏攻秦。

所以，魏国较为理想的战略步骤应先是陕西关中为基地，使得自己在西方有了坚强后盾，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然后从外围杀入中间，再势如破竹地攻占了中原地带。后来的汉唐帝国之胜利，都是这么干的。可惜魏国没有把握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另外，魏人过早地跑到中原以后，四面挨打，被迫作战，使得改革还没有获得深化，就陷入连年的东西作战。改革的后续和深化工作全被连年外战给破坏了：一打仗，一乱，也改不下去了。所以说，虽然改的早，获得短期的首强地位，但没有持续进行，就不再首强了。

秦人则比较好，在商鞅改革以后，秦国通过张仪采取连横策略，与周边的赵魏韩搞联盟，为秦国创造了稳定的外部和平环境，从而深化改革和积累国力，等待后来的大举扩张。

不管怎么样，魏惠王执政五十多年，五十战而二十败，把国家领得节节日下，战国首强的地位也成为过眼云烟。最后他不得不在“合纵”还是“连横”的矛盾中选择保全自己的妙法。终于，死神收留了在矛盾中挣扎着的他，酣睡降落在他的睫毛之上，他永远沉于地下，复归于安详。

安葬的日期临近了，丧钟在晨昼一再敲起。大梁地区却下起经世罕见的大雪，深得几乎埋住了牛的眼睛(一米多深啊)。继任的儿子魏襄王是个愣头青，一个劲儿地闹混说：“我要给我爹送葬，我要给我爹送葬，谁也别拦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