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圣先师二

孔子这个中心思想，在霸权强起、乱云飞渡的春秋时代，像道士的黄表纸，只能蒙蒙诚恳的老实人。鲁国的三桓怎么可能把权力交还国君呢？于是孔子气得大骂三桓“礼崩乐坏”，乃至“是可忍，孰不可忍”了！

孔子呆不下去了，辞官周游列国。他到了齐国，把自己的中心思想凝练成八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臣子要听君主的话，给君主磕头，不许犯上，当儿子的要听爹的话，学习顺从，将来好时刻准备着去顺从国君的话。最终，既有的统治体系度万年不倒。权力正在松动的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想让孔子留下来多讲讲。但齐景公的臣子们，并不愿意齐景公搞集权，也不让持此观点的孔子留下来当官。

孔子只好带着自己的观点离开，去其它国家继续碰壁。他穿着木底鞋在周游期间还得了胃病——这是鲁迅在小品文中的推论。鲁迅说：“当时花旗白面尚未输入，土磨麦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较今面为重；国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一颠一顿，一掀一坠，胃被沉重的面粉坠得大起来，消化力随之减少”，于是孔子就得了“胃扩张”。鲁迅这里有两点值得商量：一是说孔子吃面。当时北方最流行的主食是小米，士大夫的俸禄和兵粮都是小米，汉朝以后吃面的才多了些。二是说当时没有“国道”，其实是有，而且很多。在诸侯大国之间都有大道直通，这从商朝、周朝开始就开始营修了。路面经过人工夯实，军队出征动辄就是三五百辆兵车从这上边走，可见道路规模和质量不会差。对国道的维护修理也是政府专项职能之一，并且道上还设关口，向往来商人征收过路费(叫关税)。遇上军队来了，道边每三十里固定距离就有驿站传舍，供军人依附，露宿休息使用。传舍还有专用马车(相当于公共汽车)在国道上跑，但只给公家人预备，他们出差的时候(传递公文啊，出使它国阿什么的)使用。孔子是平头百姓，是不能坐的。当然孔子有钱，有自己的私家车坐，那谁也管不了他。总之，这个道路及辅助设施相当完善，足够称为国道了。鲁迅是不必太为孔子的宝胃被颠坏而担心的！况且车子坐垫是真皮的，也满软和，车轮具有减震性能：它的辐条不是正垂直于地面的，而是在车轴结合处，向车厢内侧凹，使得车轮像一口凹锅，如此就具备了一定弹性。

孔子长途坐车，走遍大半个中国，惶惶如丧家之犬(孔子自嘲语)，并创造了成语“接淅而行”。这成语的意思是：孔子一行人走路，刚把米下锅，没等做饭，又把湿淋淋的米捞出来继续赶路，接淅而行。很有一种苦迫中的风情趣味啊。然而，除了疲劳，孔子最终没捞到一点好处，诸侯国的实权派(卿大夫家族们)都不喜欢留下他来帮国君一族打气撑腰。最后，孔子双手空空回到曲阜老家专心教书，教出七十多个高级博士，都是儒者。

所谓儒者，其实是一种职业来的。即便是今天，每有祭礼、葬礼或者婚礼，就会有懂行的人在一旁指挥，喊号子，嗓门很大，里外张罗，象个导演。这在古代，就是“儒”。他们依照《周礼》，管理下葬仪式，象乌鸦一样肃穆地站在坑上，指挥喊号，这就是专业的儒。他们还有专业的工作服，叫儒服。不过儒家到了孔子以后，不光会主持丧事，也参与人事，教学内容也从办丧事扩大到了礼仪、射御、音乐、占卜，所谓六艺啦，学成以后不光主持丧事，其实可以去各国当官。不过，孔子弟子能当官的实在是少数，只能平时在家“各言其志”，过过嘴瘾。其原因我们在前边说阳虎的时候已经说了：春秋时代当官靠的是家族血统而不是才学。不过即便到了未来的战国时代，儒者因为对列国竞争没有什么帮助，所以照样很少出仕。那些通过应聘而一举当官的布衣之人，儒家极少，而兵家、法家、经济学家和纵横家则是主流。这些原初以主持丧葬仪式为拿手戏的儒者，最终能够主持一国政事，还要等上一千多年，直到科举制度大流行以后了。

由于儒者在春秋时代还远无出头之日，孔子的高级博士们就跟他一样都活的不爽。在孔子70岁那年，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才29岁，由于生活窘迫，营养不良，头发雪白，穷困死了。孔子悲痛连连：“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老天爷啊，简直要我的命啊！我的仁义代言人颜回死了！”去年，孔子唯一儿子死乐，孔子照样吃吃喝喝说说乐乐的，如今颜回死时，却比死了儿子还难过。

到了孔子第72岁时，他可恨又可爱的弟子“子路”同志，也在一次大家族内斗中当了炮灰，死了。当时子路在卫国一个大家族里当主管，他的主子被“流亡公子”蒯聩俘虏了去。子路遵守“君君、臣臣”的等级意识，效命于主子，也不管谁是谁非，赶紧追救主子。蒯聩不放，子路便在台子底下放火。蒯聩派出两个大侠跟他格斗，子路武功还不错，是个莽撞的文人，可是不小心帽子的绳儿被打断了。子路想：“君子的帽子是不能歪戴的，这是老师说的礼。”(哈哈！)于是子路放下兵器扶帽子，被人家乘机剁成了肉泥。唉，他就这样活活被他老师“害”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