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天子 八

周公反思了周初暴乱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地域太广，周人政治中心偏在陕西，对中原鞭长莫及，于是在他当政第五年起开始于天下中央的洛阳地区修建洛邑，以镇抚东方，成为当时的上海（面积则等于清华大学，边长两千多米），而政治中心依旧在陕西的镐京。洛邑、镐京各有八个师和六个师合计四万多人的常备军驻扎，这也是周王朝所有的国家常备军。

依靠这样区区几万军队，控制幅员辽阔的中国，当然显得力不从心，于是周公创造了礼仪。他在商礼的基础上，制定了“周礼”，规定了人们起坐卧行、吃饭上朝、哭丧穿衣以及男女尊卑的秩序。《世说新语》上谢安的老婆不喜欢男人当权，她抱怨说，要是“周礼”是周公的老婆（周婆）定的就好了，就能反过来压迫男人了。

其实周公的老婆也不叫“周婆”，周公旦也不姓周。周公应该姓周王族的姬姓，名字叫旦，合称“姬旦”，但我可以发誓，那时候的鸡蛋一定不念鸡蛋，不然姬旦先生是不会容忍的。事实上，姬姓是家族标识，并不冠在名字前面，所以不会出现“姬旦”这样的连称。并且，鸡在那时候也不叫鸡，叫雉。后来呢，为了避讳刘邦的毒婆子吕太后——“吕雉”，雉才改叫鸡了。但鸡为什么现在又指“小姐”，还需要继续研究。

按照周公的礼仪，不光磕头有分教，连走路说话都有章法：你在尊贵者或长辈面前经过时要“趋”（急走、小跑）而不能平稳地迈着方步过去。在登上堂的时候，从东边上先迈右脚，从西阶上先迈左脚，每登一级都要稍停一下，让两足都在同一阶之后再登。登堂以后（堂就是大客厅），由于堂空间比较狭小，所以不必趋，而要“接武”，“武”指足迹，“接武”就是后一步要踩在前一步的足迹之半的地方。如果手里拿着贵重的礼玉，那无论是在堂上或在堂下庭院，都不必趋，因为怕跌坏了宝玉。

好，整套动作连贯地作下来，我们请未来的大圣人孔子给我们示范：孔子进入国君院子大门时，作出害怕而谨慎的样子，好像没有容身之地似的，到处躲躲闪闪。孔子不站在门的中央，走过门的时候，不踩门槛——尽量显得自己渺小，在尊长（国君）面前不是人。孔子提起衣襟往堂上走的时候，更是恭敬谨慎，好像憋住气不敢放一样。走近鲁君几案的时候，面色矜持庄重，脚步加快，言语拘谨，故意好像底气不足一样。这种拘谨的状态直至拜见完毕（中间最难的是如何就座、如何磕头我们待会再说）。孔子走出宫室降下台阶，面色才开始放松。下完了台阶，孔子再快快地向前急走几步，犹如鸟儿展翅一般。但是，这也好不了多久，等到回到自己车上，孔子便又摆出恭敬而内心不安的样子了。这简直就是演电影或者跳芭蕾舞那么复杂。

试想，一个精通了这些繁文缛节的人，整天规规矩矩、必恭必敬的人，还会想着跟人整天打架和造反吗？礼仪这种东西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它可以通过约束人的行为模式而改变心性，最终维护大周朝所追求的等级秩序。

就座的程序也很麻烦，大周朝也不是直接坐地上，屁股下面有席子，按照规定，天子坐的席子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之席两重，席的花纹也有差别，显示了等级差异，不可铺错了，即便是在家独处。孔子有个大贤学生，死前发现躺的席子花纹超过了他的身价级别，嚷嚷着爬起来要换，换成低级的，结果没等抻完席子就把他折腾死了。席子在屋内的摆设位置也有尊卑的差别，离开门的远近，是东是西，都蕴涵着等级秩序。臣子不能和君主同坐一席，当然，男人和女人也得分开。入席时候应该从席的后面上去，谁从前边迈上去谁是混蛋。坐下以后，膝盖离席子前沿保留一尺间隙，以表示谦恭。若是在读书和进食的时候，则又不要保留间隙，以免看不清书或者将食物落在席上，那就不乖了。

为什么是坐席子而没有椅子呢？那是因为当时的照明条件比较差，室内黑灯瞎火地，人们尽量贴近地面生活，以方便摸索。炊具（三足鼎）和盛饭的东西都很沉重，只能摆在地上，餐具也不轻便，就放在矮的案子上，床也很矮。总之那时候人们就是喜欢贴近地面生活。越古的人，越喜欢贴近地面，这跟早期人类的挖坑穴居有关。如果硬让他们去坐椅子，他们会头晕，就像没经验的人坐在酒吧台椅上一样。他们也不用马桶，如果上马桶，就会恐高。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室内的高层空间（除了日本人还喜欢趴在地上睡）。

在席子上的坐姿，也有讲究：不能叉开胳膊肘，以免妨碍同席的并坐之人，两腿必须跪坐，屁股压在后脚跟上。为什么是跪坐，不跪不行吗？这里就又有讲究了。商周的人们都是两截穿衣，上身的称“衣”，下体的称“裳”。上身的衣，是交领右衽的短衣，衣袖不算宽大，下摆比较长。下身的裳和后世的裙子有些相似，但却是两片，一片蔽前，一片蔽后，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缝隙（类似旗袍），可以开合，这样在便溺时就不必解开腰带，直接褪下就可以了。穿着这种下裳，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十分谨慎，稍不留意就会有暴露大腿之虞。所以坐下来的时候必须采取跪姿，而不是两腿朝前坐着——那将势必泄露下体私处，是严重耍流氓姿势，叫“箕踞”，像荆柯临死时那样，是对秦始皇的羞辱（杀不了秦始皇，就让老秦看看我的下体，也算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