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天子 六

周武王的伐灭商王朝，并不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推翻政府。它更像努尔哈赤之入主中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当然，这个国与国，是带有宗主国与附属国的色彩，而不是完全对等。所以，灭商在时人看来，是文明落后的周人灭了正统的商人，就像大清兵灭了明朝，明朝人感情上很过不去，商朝人也是一样。“反周复商”势力在暗自酝酿，很多人估计在寻找纣王的遗子。

周人也一样不安，担心一觉醒来，商族残余势力与虎视眈眈的东夷人闹出翻天覆地的意外变化，每日如履薄冰，甚至想着返回陕西镐京去。于是，姜子牙提出了“爱屋及乌”的成语，要求：“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就把他送到纽约——对不起是如果你爱一个人的屋子，也就连带爱他的乌鸦。恨一个人的政权，就要杀光他的臣民。”姜子牙想实行种族灭绝政策，首先拿纣王的儿子武庚开刀。周武王的四弟“周公旦”是个冷静睿智的人，对老姜的叫嚣嗤之以鼻：“我认为，想平静风雨飘摇的现状，必须尽早加快理论工作建设。”

“什么意思？”

“诸位想过没有，煊赫四方的强大商王朝，骤然间被我们‘小邦周’所颠覆，不只是商人惊恐，连我们自己也奇怪。那个被商王所礼敬膜拜的上帝哪去了呢？怎么关键时刻掉链了呢？商人呼唤着上帝来帮忙，可是他老先生就像一个喝多了的看门人，怎么摇门铃也弄不醒他。怎么回事呢？疑问之余，我们只能这样告诉商人：上帝的庇护也不是无条件的，God only bless those who are deserved。你们不是口口声声称上帝吗？上帝已经遗弃你们了。我们颠覆了他的国家还不算，我们更要推倒他的精神支柱。”

周人于是创造性地首次明确了“天”的概念，用以对抗商人的“上帝”！天有自己的心思，就是天命，能治理好国家的人（比如周武王），自然就有了天命。在周人看来，天命不是没有条件的，它只照顾那些“敬德”“保民”的尘世之王。商纣王之失去天命惠顾而亡国，就是因为纣王没能“敬德、保民”，而我们名正言顺接过大统，就是因为具有“敬德、保民”气质。天命的概念从此兼并了商人的上帝，就像广义相对论包容了狭义相对论。从此，中国人开始提天，而不再奉承上帝。一并出现的还有“天子”的概念，周王也从此获得了“天子”的专称。

这种以“天命”为中心，“敬德、保民”为两个基本点的难能可贵的理论体系，确实比商人单纯依赖上帝与祖先之灵撑腰的“鬼治主义”迈进了一大步。它引进了“德先生”和“民先生”这两个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概念。“德”的含义不仅仅限于讲道德，它的甲骨文字型，就是睁着眼睛往前走的样子，差不多什么都包括了，跟后代那捉摸不定的“道”差不多，代表一切正确的东西。

周公旦把“天命”、“敬德、保民”这一套新思路向周武王汇报以后，武王登时感到豁然开朗，底气十足。不再为自己以武力抢来天下而惶惑了，原来我们是承继“天命”的啊！立刻祭拜祖先，告慰季牧师、周文王的在天之灵，以及远祖后稷的魂魄，然后登上大周天子的宝位。

在大典上，陕西的那种“威风腰鼓队”大约也做了献技表演。此艺据说有四千年历史，骤雨飞溅样的鼓点，乱蛙蹦跳般的脚步，非常热闹，很像求雨的仪式。

既然商人失去天命，就要拿出证据。下面就是我要说的了，往纣王脸上涂鸦的运动开始了。周武王在《尚书》中开列了纣王六条罪状，以解释自己伐纣的合理性：

第一是酗酒；

第二是不用贵戚旧臣；

第三是登用小人；

第四是听信妇言；

第五是信有命在天；

第六是不留心祭祀。

这些罪条其实都不严重，完全没有后代人所形容纣王时的荒淫残暴那样，有的甚至用现代价值观判断，富于进步意义。比如第二第三条的“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就很有代表性。这里的“小人”注意不是后代意义上的“君子、小人”（道德概念），而是相对于贵族（贵戚旧臣）的出身低微的人，说白了就是“非高干子弟”。纣王不录用王族中的亲贵和从前商王的旧臣之子，而是提拔录用出身卑微之人，这是打破血统论，用今人眼光看来属于进步的用人观：是“唯才是举”，打破了“用人唯亲”。但在周武王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过失，可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任用出身低微的人而停掉亲戚不用，会遭到亲贵集团的蜂拥攻击，甚至他的敌人都不原谅他。

从前商王武丁任用出身低微的“傅说”，也是一种“登用小人”。武丁迫于同样的习俗压力，被迫采取托梦的曲折形式，来提出录用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