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周天子 二

我们说，方国处于商王朝最外环，从行政上都是相当独立的，不过出于一种名义上的尊重和积累的习惯，向商王朝纳贡，提交祭祀所用的牺牲。中国空间辽阔，战略纵深很远，在冷兵器时代商纣王无法密切干预陕西黄土高原上的周方国。于是纣王请了中环一位诸侯——“崇侯虎”先生，作为自己的耳目，盯着外环的周方国。崇侯虎不是生人，老百姓喜闻乐见：他面如锅底，海下一部落腮红髯，两道黄眉，金睛双暴，喜欢厉声大叫，在《封神演义》里被封为“北伯侯”。其实，“崇侯”就是他的官爵，意思是崇国诸侯，虎是他的名字。《封神演义》作者弄出个“北伯侯崇侯虎”，一人搞了俩官，没道理啊，他在《封神演义》里还动不动就一声炮响，提刀上马，冲出帐来，倒也热闹。那时候就发明火药了？！与“北伯侯崇侯虎”同一级别的就是“西伯侯姬昌”，不过这也是概念错误，“伯”是对外环方国领导人的称呼，“侯”是中环诸侯领导人的大号。说“西伯侯姬昌”，又是伯又是侯的，到底算哪个。总之，明朝的这位“许仲琳”老先生的书，挑剔起它的错来没完没了。

崇侯虎在自己的封国（陕西户县地区）得到谍报，西边岐山下的姬昌在大行仁义。插一句的说，我们这里也得严谨，以免落得跟“许仲琳”一样。我们说“姬昌”俩字，也是犯了不懂历史常识的错误。当时的姓并不放在名前面连用，就像商王族的“子”姓，不能放在纣王的名“受”前面连称“子受”一样。“子受”、“姬昌”都是错误的。姓在当时属于一整个家族的徽记，我们只能说周是姬姓国家，但不能把“姬”冠在人名前。叫秦始皇为“嬴政”也是错误的，应该叫他“秦王政”或者“始皇帝”。对于“姬昌”只能叫他“昌”，或者叫他的官号“西伯”，叫他“周文王”也行，他也会很高兴——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封的，想跟商纣王平起平坐。

不管怎么样，西伯自称为王，野心不小，想当老大。据《左传》记载，周文王发布过“对于逃亡者要进行大搜捕”的政令，表示他对犯罪份子并不手软，这种禁止人们随便迁移的政策，使得我们怀疑它是类似商鞅严格管控下的半军事化的秦国，也只有这样的国家，才能迅速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一个资源极其有限的弹丸小国（东西长约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它一定是把所有财富投入军队建设而不是广施财利于民。一个大搞福利、仁义为本的君主只能使国家文弱，如同现在的瑞士、瑞典等北欧小国那样，不可能有迅速向外扩张的战斗力。我觉得周文王应该是节省每一个从老百姓身上收取的贝壳取去奉养超出那块土地所能承载的军队（而不是史书所写的敬老院），这才差不多可以与商王朝政府军兵力匹敌。不过，后代学者们还是硬把周文王的周方国描述得温馨晴朗，无主的尸骨得到政府公款的掩埋，国家天然植物园对外开放，随便人们进去打猎砍树占公家便宜，又免征市场交易税，让商人们发财——这多是后代学者的美化，周文王如果真这么干的话，只会导致国家税收匮乏，养不起军队。可据说周文王还自掏公款，把老年人都送进敬老院（这就又在消耗他的小金库）。在周文王的仁义感化下，据说老百姓都留出很宽的田塍，互不侵犯。犯人们比老百姓更自觉，立在画的圈子里当牢房（画地为牢）。邻居的虞﹑芮二国之人为一块田地的归属问题产生了争执，跑来找周文王评理。他们一进周国的地界，看见这里的耕者都相互谦让（也说明农人不是奴隶，如果是奴隶，那一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奴隶）。农夫们对于有争议的地界都推来让去，谁也不肯要，结果导致这些地干脆都荒了。虞﹑芮之人看了以后，大为惭愧，说道：“我们所争的，正是人家所耻的，咱就别去现眼了，快回去吧。”于是各回本国去了。这个违拗人类天性的天方夜谭似的故事，我们也不要太当真。倘使周国的民众真是这样仁善乖顺，如此礼仪之邦，该不会整天想着造反，组织起来玩命地去进攻中央。之所以美化周文王的仁爱形象，连死人的白骨都受到他泽被，并且放大纣王的暴虐，无非是后代学者想把周文王描述成以善讨恶，以正伐逆，把方国进攻帝国的实质变成大快人心的吊民伐罪。然而周文王如果真是以内施仁义为专长，而不搞点像商鞅那样战时法西斯，那只能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崇侯虎观察到了周文王的动向，不敢怠慢，跑去向纣王做了汇报，所说的内容一定不是司马迁记载的那样：“周文王积德行善，诸侯们都感怀他的恩德，这样下去，将不利于纣王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