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祖烈烈八

每到半夜，盘庚就睡不着了，即便喝上一些酒，也没有睡意。在旧的都城里，忧烦更是旧的，没有稳定的情绪。到了天色微明，盘庚的心境就给无形的风团搅动了。酒精的力量使得他头颅闲适又虚无。夜已极深，所余下的又很薄，盘庚便坐起来，点上原始蜡烛——芦苇的烛芯用布条裹上，布条再浸以油脂，等着天亮起来。

盘庚思索的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在盘庚以前的一百多年间，商人突然迁都了四次，盘庚也要追这个时髦。商人为什么要迁都，古往今来总说纷纭，最流行的解释是躲避水灾，但是商人迁来迁去，一直在黄河两岸不远，并没有躲开水。并且甲骨文的记载中也没有河患的信息。迁都的另一个说法是反奢侈，城里的有钱人越来越有钱(有贝壳)，而穷的则叮当响，贫富斗争，搞得社会不安定，所以搬迁一下，富人被迫丢下财产宝贝，穷人也有了创业机会。在新的艰苦地方锻炼，也去掉了奢侈之风。不过，古今中外的政府无不是往富饶舒坦的地方扎堆，像商人这样用自我找罪受的方法淘汰奢侈之风，还很罕见。并且商人几十年就迁一次都，应该还没来得及积聚得多奢侈。还有人认为当时的农业属于粗放经营，一块沃土耕种久了，慢慢失去肥力，所以需要不断变换耕作的地点，就像在一个固定的饭馆吃腻了要换个饭馆一样。不过，仅仅为了改换耕地，何必一定要迁徒到很远的地方，附近百十里就没有好地吗。而且商朝中期以后，人们就再也不迁都了，难道农业技术突然大跃进了。

盘庚在给群众代表训话的时候，也没有向我们暗示迁都的原因。事实上，商朝王位的“兄终弟及”或“父死传子”，都没有在法律上得到明确，王位传给谁因而变得暧昧不清。商汤时代制定的“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本身就潜伏着动乱的因素。因为继位之弟往往不肯把王位再交还哥哥之子，而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出现哥哥的儿子与弟弟的儿子(堂兄、堂弟之间)争夺王位的局面。这种落后的继承制度，在后来春秋时代的吴国还会再次看见，堂兄堂弟之间为了互相防范，都穿上三层皮甲，并且成就了一个名叫做专诸的刺客。

新的商王抢来位子，往往要迁都，目的是离敌对的贵族远一点，摆脱政治对手们的牵绊、威胁，就像狗一旦捉到了骨头，一定要叼着逃走到没人的地方去吃一样。公元前1300年，商汤立国后的第三百年，王朝的都城已经经过四次迁徙挪到了山东曲阜。呆在这里的是商朝第十七位商王“盘庚”。在盘庚时代，“兄终弟及制”已经不是那么不容置疑了，死去的商王把位子直接传给儿子而不是交给弟弟，在前代颇有旧例可循。盘庚作为弟弟接了哥哥的班，而没有让哥哥的儿子接班，这使得他内心难免不安。哥哥已经经营曲阜地区很多年，曲阜到有哥哥一家的老部下与支持者，势力盘根错节。盘庚每到夜晚都担心有“专诸”那样的家伙破窗而入，志愿为哥哥的儿子取回王位。这也是他半夜常爬起来，握着青铜短刀不敢再睡的原因。盘庚有理由让自己离开曲阜，去一个艳阳高照的安全地方，享受自主自在的王者快乐。但是盘庚在群众集会上只能一再强调，迁都乃是先王(祖先)的意旨。

盘庚说：“我们的先王总是保护人民，总是为人民利益而搬家。你们为什么不想想先王们的故事呢？我想搬家，可是你们不体会我的苦心，反而大大地糊涂起来，发生了无谓的惊慌，想以你们的私心来改变我的主张，这真是你们自寻苦恼。譬如乘船，你们上去了，只是不解缆，岂不是坐待船朽吗？若是如此，不但你们要沉溺，连我也要玩完。你们一点也不审察情势，一味怨恨，试问这能有什么好处呢？”盘庚的话含糊其词，人们越听越不理解，于是他只好借助恐吓：“以前，你们的前辈事奉我的先王，非常老实。现在，你们不听话，不肯离开这里。我们先王就会在地下告诉你们的前辈，让他们好好地整治你们，到时候你们受罪该死就晚啦！现在我的计划已定，谁要不从，我就割谁的鼻子，灭了谁的种，一个都不留。”

大家吓得一捂鼻子，只好跟着盘庚上了已经准备好的船只，盘庚迁都的背后一定应该隐藏着一场史籍失载的高层政治斗争，所以才对民众威胁利诱。

虽然成串的贝壳(钱)方便套在脖子上带走，但粮食房子都没法要了。虽然据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运输工具，但总不能也把良田也拉走吧。反对派的贵族们被迫抛弃许多财富，迁徙削弱了他们的势力。他们也明白，到了新都将不再具备从前的地位和财富。但不等他们犹豫，已经被裹着来到河南北部的安阳(如今的殷墟)，一看到处都是陈旧不堪、破破烂烂，过惯了好逸恶劳的生活的他们，更加来气了。于是开始散播流言，开始向盘庚叫嚣：“盘庚不是借助先王地意旨吗，那我们就搬出比先王更厉害的上帝来。我们要求占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