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养成教育与召集教育（第2/4页）

（4）教授进度配当上的不联系。草拟计划者常闭门造车，学科如应用战术，已开始教图上作业，但地形课尚未授地图读解、要图调制；又如战术，已教至对敌阵攻击，筑城课则尚未开始阵地编成。术科也是如此。教官已实施班攻击对障碍物破坏，但学生还不知道障碍物为何物，破坏方法如何作；再如夜间演习假设能和当日情况配合，收效必宏，但是往往一般战斗教练已进至特种地形战斗，而夜间演习尚未教至班的攻击，诸如此类，使学生用时莫有学，学时无所用。[38]

3. 师资与教材

（1）办教育者不受重视。战时部队军官升迁快速，教育军官则否，于是优秀军官多集中于部队，存留于教育机关者，仅其残余，致使教育工作不受重视；部队军官作战成绩欠佳者，多以之调教育机关服务，更增长视办教育为落伍的风气。[39]教育军官既被大家看不起，认为是没有出息，于是他自己也心存此种观念，认为自己的前途无望，因而自暴自弃，不再求上进。这种观念不打破，军事教育实难以改进。[40]

（2）学校与部队人事不对流。教育军官和部队军官的待遇差距既大，双方隔阂自深，于是部队军官不屑办教育，教育军官无法入部队，教育与部队于是脱节。[41]1939年，俄国顾问嘉梁钦（Aleksandr Ya. Kalyagin）于参观中央军校时，即发现该校教官多缺乏实战经验。[42]

（3）学、术科人事不协同。战时各军校的教育，大概学科系由各组专任教官担任，术科除特种作业外，均由队职官长兼任。教官直隶教育处，队职则按编制，各隶于队、大队、总队、校部。教育配当，由总队主其事，因隶属的不同，两者极少协同。加以教育的执行，通常以队为单位，而队职官长和任该队课目的教官，更不相谋。一位教官即认为，如射击教练时，兵器教官应列席；战斗教练时，战术教官和筑城、地形等相关课目的教官，均应到场。但是实际上，双方连彼此进度均互不相知，岂能要求共同主持，如此何能做到“学科是术科的准备，术科是学科的应用”呢？[43]

（4）教材落伍。战前即已有人指出，中央军校及其他初级军官学校（军士队及速成者不在此例）所用军事书籍，其编纂体系、内容材料，多属前清旧著，虽稍增机关枪、步兵炮、坦克车、飞机等，也不过是就简增纂，无大改革，不但不合于用，且体系不清，学者不易入其堂奥；材料又多重复，有浪费时间，而无良好成效之病；甚至应有者不有，而不应有者反以充其篇幅。[44]军训部成立后，设有军学编译处负责审核各军、分校、兵科学校所用教程，及各种军用图书图表，私人有关军事方面的著译也需经过送部审核后才准印行。此外，军学编译处也从事译印外国兵学新知，[45]但是成绩似乎均极为有限。战时一位外籍军事观察家至中央军校第一分校（校长刘仲荻）参观，认为该校所授课程已落伍。[46]以善战闻名的黄埔将领关麟征1947年7月出任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鉴于许多教程还是“欧战以前的陈本，不合现在需要”，乃修编各种教程。[47]

4. 成效评估

中国近代由于军队日益庞大，各军事教育机构一直无法培养出足够的军官。北伐完成后，由于国民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制造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国军部队。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校所培育出来的学生，一般认为素质颇高，[48]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一万零七百三十一人。[49]抗战爆发后，初期基层军官补充率极大，如淞沪战役中委员长蒋介石将嫡系精锐部队悉数投入战场，与日军激战三个多月，伤亡惨重，一役即丧失初级军官达万名，[50]造成了基层干部的断层。根据1938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约需养成初级干部四万五千人。由于干部补充人数需求激增，而战时军人生活较苦，军校招生困难，遂不得不降低报考标准。战前规定需高中毕业，自1937年起降为初中，[51]以初中肄业程度入学者也不乏其人。[52]一些较需专门知识的兵科学校，需要高中毕业程度始能接受学理，招生即十分困难。[53]中央军校战前由于军人待遇良好，报名人多，录取颇为不易，如1935年第十二期招考新生，各考区报名人数达万余人，经复试录取者仅约百分之七强。[54]抗战爆发后由于招收人数大增，录取率自然也随之升高。据一项资料显示，1940年第六分校第十七期十七总队招生，共有1 500人报考，经复试录取者近1 300人。[55]为了适应战时需要，除了降低报名资格外，又将教育期限缩短。战时中央军校及各分校，学生在校修业时间，包括入伍训练在内，最长的为两年七个月，最短的则只有九个月不到。此外，战时由于经费、设备缺乏，影响学习效果，又缺乏严格的淘汰制度，[56]学生的素质自然下降。不过战时军校教育较重视战技的训练，是为较战前进步之处，如1941年，参谋总长何应钦巡视西北，对于所见军校即有以下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