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反攻（第6/9页）

时任清廷吏部尚书的固山额真朱马喇在一封奏疏中，“痛心疾首”地承认：“自国家开创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顺治皇帝也不得不哀叹：“我朝用兵，从无此失。”

这三次大捷，发出了南明抗清的最强音，为饱受清廷暴政压迫的百姓出了一口恶气，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抗清军民的士气！

胜利，是最响亮的集结号。在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很多抗清武装曾遭到清军的残酷镇压而偃旗息鼓。在三次大捷的感召下，这些武装又重新高举义旗，加入到了轰轰烈烈的抗争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早已对南明小朝廷失去信心、选择“潜水”的前明遗臣认为中兴有望，也纷纷“浮出水面”，主动与“战神”李定国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为朝廷效力。虽然这样的人很多是十足的政治投机分子，但抗清势力能成为投机的对象，确实反衬了“乾坤扭转”的势头。

隐居浙江的黄宗羲后来评价说：“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

如此骄人战绩，“战神”李定国确实居功至伟！

稍微回忆一下南明的历史，我们便能体悟到，李定国的三次大捷，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战神”并非神话，只要南明自己不折腾、不胆怯、不内讧，任何强敌都是可以战胜的！

几年来，惨败的血腥教训、胜利的刺眼光芒，无时无刻不在提醒南明的君臣顿悟这条克敌制胜的秘诀。但是，处处充斥着贪欲的小朝廷实在是无可救药。

三次大捷之后，多灾多难的南明再一次坐上了“过山车”，形势很快便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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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战神”打得相当出色，孙可望开始不乐意了。

孙可望这些年在云南、贵州励精图治，“政绩”颇丰，深藏于内心的私欲也逐渐膨胀。按照大西军将领原定的盟约，孙可望、李定国、艾能奇、刘文秀四人地位相当，“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虽然孙可望有最终的裁决权，但作为大西南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孙可望越来越不习惯与人分享“权力盛宴”。

麻烦的是，这四个人“各领一军不相下”。就军事实力而言，孙可望最多与刘文秀并列第三，跟李定国、艾能奇那是没法比。在这种情况下，老大想吃独食，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幸运”的是，艾能奇在阴沟里翻了船，提前结束“革命生涯”。刘文秀在四川沉不住气，吃了败仗，让孙可望找到借口，提前结束“政治生涯”。咔擦掉两个之后，孙可望“一手遮天”的障碍，就只剩下李定国一个。

堪称“战神”的李定国，从来就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在张献忠的四个“义子”中，李定国实力最强、最能打仗，但最大的缺点是不善于讨好领导，让生性狡猾、善于溜须拍马的孙可望钻了空子。

孙可望被拥戴为“盟主”，比较顾全大局的李定国虽然不至于耿耿于怀，但对狡猾的孙可望，始终是睁大俩眼睛盯着的。

陈邦傅派胡执恭送来伪造的“秦王”敕印时，孙可望准备将错就错，李定国却是“火眼金睛”，“心疑其伪”，游说刘文秀一起抵制。

不管是真是假，“被封公”的刘文秀看到孙可望封王，早憋了一口气，因此说得也很直白：“我等自为王耳，何必封！”李定国稍微委婉一点：“我等无尺寸之功，何敢受朝廷之封。”

三个人没谈拢，孙可望却一意孤行，执意受封。刘文秀不敢跟孙可望对着干，也违心地接受敕印，唯独李定国毫不妥协，将敕印撂在一边。

杨畏知带着“平辽王”的敕印回到昆明后，孙可望大为光火，拒绝受封。李定国又串通刘文秀，跟孙可望对着干，“议欲受封”。孙可望怒了：你们成心的是不是？（汝前不受封，今何为而受乎？）

有专制必然有反抗，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多了去了，也不必细数。即便如此，两人还能待在一起混，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李定国的顾全大局。另外，想抗清的孙可望不能没有“战神”李定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随着李定国在湖南、广西“一鸣惊人”，孙可望对李定国的倚重，已经被“羡慕嫉妒恨”所代替。

李定国是孙可望派到湖南抗清的，但由于李定国打得太漂亮，“人气”立马就压过了孙可望。眼看这个跟自己“若即若离”的属下功高震主、声名远扬，孙可望坐不住了。

私欲战胜了理智，会使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衡州战役时，担心李定国“锦上添花”的孙可望开始混蛋，暗中下令配合李定国作战的冯双礼拆台，致使屯齐得以率残部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