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敌后（第6/7页）

谢三宾知道作战计划，但未必清楚密谋者到底有多少人。不过，王翊补上了这个缺。由于事发突然，清军在王翊的老巢缴获了一批相互联络举事的密信。不仅铁证如山，而且有名有姓，清军按名字抓人，“大鱼”一个也不会漏。

十二月初二，华夏被捕。随后几天，除了董志宁得以逃脱，其他参与密谋者先后被清军捕杀。约定日期未到，举事的主谋、主力均被铲掉，作为内应的陈天宠、仲谟哪里还敢轻举妄动。

浙江发生的这一切，远在舟山的黄斌卿并不知情。当舟山水师按计划增援时，遭遇清军的强力阻击，交战整整一天，舟山水师损失战船数十艘，副将李让战死，被迫返航。

继吴胜兆之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清行动再一次胎死腹中。

王光泰起义

敌后的抗清斗争并非局限于江南，清军在长江以北的日子其实也很难过。其中，比较大的是发生在襄阳、郧阳（今湖北郧县）一带的起义。

领导起义的人叫王光泰，但这次起义跟他的哥哥王光恩有直接关系。王光恩绰号“小秦王”，原是“流寇”的首领之一，崇祯时期接受朝廷招抚，驻守郧阳。弘光元年（1645年），王光恩率部降清，任襄阳总兵。

王光恩镇守襄阳，郧阳巡抚潘士良也驻节在襄阳，同地为官、文武不和、相互掐架的事情再次发生。潘士良一直看不起王光恩的“流贼”出身，王光恩对潘士良更是瞧不上眼。你倒是进士出身（潘士良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还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不也照样投降吗？我王光恩投降还能升总兵，你潘士良投降，直接从中央滚到地方，还有脸在我跟前得瑟？

潘士良干不过手握枪杆子的“地头蛇”，便直接向北京密奏，诬陷王光恩谋反。多尔衮没有洪承畴的好脾气，直接下令把王光恩逮了，押往北京。

这种典型的文武相争，所谓谋反基本上都是子虚乌有，为什么多尔衮会信以为真呢？并非多尔衮好糊弄，而是他另有算盘。既然是“流贼”，现在不谋反不代表以后也不谋反。襄阳地理位置重要，万一王光恩被逼反了，麻烦可就大了，他可是掌握着近万的军队！

多尔衮决定，与其和稀泥，不如趁机收编，清除隐患。永历元年（1647年）四月，王光恩被押赴北京，多尔衮空降杨文富来接任襄阳总兵、漆尚友任右营副将。

这个无耻的意图未免太明显了，王光泰（绰号“关索”）、王昌、李世英等人忍无可忍，决定反水。四月二十九日，王光泰、王昌、李世英率八千人在襄阳起兵，斩杀了杨文富、漆尚友以及分巡下荆南道甘文奎、襄阳知府杨矿、襄阳府推官李实发、襄阳知县潘朝佑等地方官员。

五月初三，起义军转战郧阳，捕杀分守下荆南道刘开文、郧阳知府董有声、郧阳府同知刘璇、郧阳府推官孙阳声、郧县知县赵丕承、竹山知县童士勤、保康知县薛溥、郧阳行都司表捷等地方官员。

总之，襄阳、郧阳两府及各县的官员基本上被杀了个遍。

起兵之后，王光泰一面向湖南的何腾蛟通报情况并寻求支援，一面就地发布告示，招募兵勇，扩充力量。

且不说何腾蛟自顾不暇（“三王”此时正在大举进军湖南），就算有兵可派，以何腾蛟后来的品性，也不见得会施以援手。像王光泰这样的“流贼”，何腾蛟想挤兑走都嫌麻烦，怎么可能没事找事，往前凑热闹！

接到消息的永历朝廷思前想后，虽然派不出一兵一卒，但还是破天荒地甩过来三顶帽子：王光泰授郧襄提督之职、王昌授郧襄总兵、李世英授河南总兵。

王光泰气不打一处来：帽子能当枪使，还是能当钱花？别说郧襄提督，即使是授“招抚江北大学士”，又能有什么用？清军又不是吓大的！

接到湖北的报告，多尔衮最开始还是想和平解决，毕竟湖南正在打仗，湖北的阵脚不能乱，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摁下去。为了安抚王光泰，多尔衮曾一度释放王光恩表示诚意，但是王光泰根本不吃这一套，照样在襄阳、郧阳“大闹天宫”。

多尔衮见这招不好使，一面处死王光恩，一面命湖广提督孙定辽从武昌率军镇压。六月十一日，清军前锋进抵距郧阳仅四十里的安阳口，王昌出城迎敌，将清军打得七荤八素，孙定辽当场阵亡，副将李显功被擒杀。

七月十八日，多尔衮又命吏部侍郎喀喀木率军前往湖北镇压。喀喀木还在路上，起义军便已开始向河南推进。九月十九日，王光泰率军进攻河南淅川，由于兵力不多（只有一千多人），又遭遇清军河南总兵张应祥、开归总兵高第的阻击，攻城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