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雄起（第2/5页）

其二，清军占领南京后，清政权认为江南战事已经基本结束，加上来自东北的部队难以适应南方的炎热天气，多尔衮向阿济格、多铎下达了适时撤军的命令。六月，阿济格率领的西路大军从武昌先行撤退，九月，多铎率领的中路大军、准塔率领的东路大军从南京班师回朝，清军在长江一线、钱塘江西岸的防守兵力相当薄弱。

其三，为抵制“剃发令”，长江下游南岸地区百姓自发起来抗争，钱塘江以东地区在鲁监国的领导下也与清军隔江对峙，有效地牵制了博洛率领的留守力量，使其短时间内无暇南顾。

面对天赐良机，隆武皇帝朱聿键满怀信心，制定了光复故土的“两步走”路线图：

第一步，分东、西两路进军。东路从福建出发，沿东北方向进入浙江，收复杭州后继续北上；西路从湖南出发，北抵长江，收复武昌后顺江而下。最后，两路大军对长江南岸形成夹击之势，一举收复南京，占据江南半壁江山，是为“半功”。

第二步，重新以南京为基地、武昌为依托，整军北上，收复中原，将清军赶出山海关，是为“全功”。

雄起，朱聿键

画蓝图容易，但打铁还需自身硬，朱聿键深知这个道理。长年蹲大狱的经历，造就了朱聿键善于思考和总结的性格。

从崇祯、弘光两朝的悲剧中，朱聿键总结了两大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一，南明最大的敌人是清政权，“流贼”则是可以联合的同盟军。

毫不夸张地说，朱聿键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的。清军是最大的威胁，是每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但如何定位与“流贼”的关系，弘光政权一直都“拎不清”。

弘光政权与“流贼”势同水火，甚至不惜采取“联虏平寇”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囿于阶级的成见（一边是地主官僚，一边是农民百姓），还有历史的包袱太沉重（崇祯死于“流贼”之手）。结果，“虏”没联上，“寇”也没平，弘光自己先挂掉了。弘光政权的覆灭，证明这条路线是极端错误的，属于不识时务，损己利人。

为了对抗强敌，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大敌当前，只有“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形势逼人，另类朱聿键力挽狂澜，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了“联寇抗清”的总策略。

第二，党争是亡国祸首，不消除党争，就不可能夺取胜利。

史学家普遍认为，明朝之亡，亡于党争，其实朱聿键早就看到了这一点。

面对天下的乱局，崇祯时期的“北漂”，弘光时期的“南混”，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只顾一己私利，不识大局。这些人在朝堂上你争我夺，极大地消耗了政权的能量。

这些人要么贪污腐化、飞扬跋扈胡作为（阉党、马阮集团），要么自视清高、眼高手低嘴过瘾（东林党）。无论哪一类，本质上都是结党营私，置政权最大利益于不顾，“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将国家拖入绝境。

即位伊始，朱聿键便开始着手整顿吏治、消除党争。在官员的任用上，朱聿键摈除门户之见，提出了“用舍公明”的方针，广泛搜罗人才。他任命三十多人为内阁大学士，一举打破明朝自开国以来最庞大内阁的记录。

朱聿键爱才、惜才，对一切不屈服于清廷的人，不管他过去做过什么、能力水平如何，朱聿键都敞开大门吸纳，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马士英。

当时，鲁监国是东林党掌权，马士英混不下去，因为跟郑芝龙是好友，就准备投靠福州政权。朱聿键相当欢迎，但遭到东林党人的激烈反对。为了不犯众怒，朱聿键只能妥协，马士英未能入闽，被责令在江浙一带“图功自赎”，但确实体现出朱聿键的“用舍公明”。

在监国时期，朱聿键亲自撰写三篇《便览》，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理念，其中有一句写道：“盖国家之治，必文武和于上，始民兵和于下。不然，立败之道也。”这显然是针对祸国殃民的党争有感而发。

在吏治方面，朱聿键不仅向党争开战，还大力惩治贪腐，严格执行“小贪必杖，大贪必杀”的规定，有效地缓和了官民之间的矛盾。

除了对外策略调整、对内整顿吏治之外，隆武皇帝朱聿键最突出的功绩，还在于妥善地解决了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此问题没有先例可循，崇祯、弘光两朝基本上都没有遇到，但隆武政权必须直面，如果继续回避或者维持现状，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和处理在清军的威逼下已经剃发的百姓？

当时，很多百姓从“敌占区”一路南逃，其中有没剃头的，也有被剃头的。事情本身并不奇怪，清军带着砍刀来，要么剃头，要么砍头，只能选一样，能跑的早跑了（没剃头的那部分），跑不了又活下来的，当然只能秃着前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