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抗争（第5/7页）

浙江的抗争让清军感到很头疼，首先是因为这里的百姓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只追溯最近的历史，浙江从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就开始造反，具有深厚的造反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前面提到过一个叫陈子龙的人，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因招抚浙江许都叛乱有功，擢升为兵科给事中。这个所谓的“许都叛乱”，就发生在浙江的东阳。

其实，早在陈子龙出任绍兴推官兼诸暨知县的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的辖区就已经是暴乱四起。陈子龙到任后，采取剿扶并用的方针，一方面实施“连坐”，一方面救济贫民，逐渐平息了事态。

这一时期，浙、赣、闽三省交界地区“叛乱”的声势越来越大，陈子龙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参与会剿，镇压了邱凌霄父子领导的山民起义。次年，许都领导的东阳起义爆发，连下兰溪、东阳、义乌、武义、浦江等地，进而围攻金华，陈子龙再一次“临危受命”。

他跟许都是旧年好友，并多次举荐许都，只是一直未获朝廷批准。有了这层关系，陈子龙很快便以招抚的方式和平解决了这次“叛乱”。

但是，巡按御史左光先（其兄是史可法的恩师左光斗）背信弃义，对已经归附朝廷的许都及其部属大开杀戒，以达到彻底瓦解起义军的目的，东阳等地再次陷入混乱之中。

浙江频繁发生平民暴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饭吃。废话！有饭吃谁造反？

其实，当时的浙江在全国算是比较富裕了，仅次于长江南岸地区。GDP没得说，问题是百姓收入不见涨，赋税却驾着筋斗云涨，这日子就没法过了。

崇祯皇帝还是比较节俭，收这么多税也是没办法，辽东要打仗（对付清兵），西北要打仗（对付李自成），边打仗还要边练兵。打仗、练兵，说白了就是烧钱，正常的赋税不够，就得增收附加税，这就是所谓“三饷”的来历，分别称为辽饷、剿饷、练饷。后来多尔衮打进北京，做个顺水人情，把“三饷”都给抹了。

税越收越多，又不知道朝廷把钱花哪去了（辽东、西北到处吃败仗，败了继续打，要打还得收钱），再加上遭点天灾，浙江人相当愤怒：你们败家，我们埋单，还有完没完？

活不下去就得造反。这里反了，被灭掉，那里再反，再被灭掉，别的地方还是没法活，又继续反。反着反着，崇祯皇帝挂了，弘光皇帝下课了，杭州的潞王也缴枪了，然后等来了“剃头令”。

浙江人彻底怒了：收钱我们忍了（其实一直都没忍），皇帝挂掉我们认了（巴不得），要求归附我们也同意了（只要税少，跟谁干都行），怎么连头发也要剃？爷留什么发型，关你屁事？

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九，原九江道佥事孙嘉绩率先在余姚起义，杀知县王玄知，拉开了浙江东部地区抗清运动的序幕。

次日，绍兴府宣布“易帜”，脱离清政权领导，带头的是原山东按察司佥事郑之尹之子——生员郑遵谦。

其实，郑遵谦早就憋了一口气。他与在东阳造反的许都是生死之交，许都一起义，郑遵谦就准备“加盟”，结果被父亲郑之尹关了几个月的禁闭。郑遵谦在屋里踹了几个月的墙，被放出来的时候，许都已经被左光先杀了。

潞王投降之后，绍兴也归附了清廷，郑之尹还亲自跑到杭州去剃发归降，郑遵谦心中的怒火终于喷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郑遵谦举旗，绍兴城一呼百应，很快就号集了几千人，将绍兴知府张愫（原绍兴通判，归降后任知府）、会稽知县彭万里斩首，并威逼当地富绅出钱，为义师筹办粮饷。

以声势浩大的绍兴起义为标志，浙江中东部的抗清斗争进入高潮，这里犹如一座浓烟滚滚的火山，随时都有可能再一次大规模喷发。

绍兴起义后的第三天，鄞县生员董志宁等“六狂生”也顺势而起，推举原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领，在宁波府跟清政权交上了火。

宁波的起义进行得相当顺利，知府朱之葵（原宁波府同知，降清后任知府）被“驱逐出境”，驻守宁波的常规城防部队，还有隶属海防道的边防部队均未作任何抵抗，果断宣布“易帜”，听从钱肃乐指挥。

十五日，驻定海的浙江防倭总兵王之仁率兵抵达宁波。王之仁原是明朝的防倭总兵，杭州失陷后投降清军，继续任原职。不过，王之仁匆匆赶来，并不是来镇压，而是来入伙。有了正规军的加盟，宁波的抗清志士更是如虎添翼。

其时，从杭州撤退到钱塘江东岸的原池口总兵方国安部也在浙江东部地区活动。有浙东两大府——绍兴、宁波带头“易帜”，又有王之仁、方国安两股正规武装撑腰，浙江东部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地纷纷举兵响应。很快，兰溪宣布起义，慈溪、定海、奉化、鄞县、象山等地知县宣布“易帜”，再加上清军尚未深入的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抗清势力在浙江大部分地区连成一片，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