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方的信息

坎坷的路途,终于留在身后了。

确定精细的年代是困难的,人们只是记住:

12世纪前期,南戏形成;

13世纪前期,元杂剧形成。

这两种高级戏剧形态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戏剧的完全成熟。真正的戏剧时代,开始了。

中国戏剧新纪元的曙光,首先升起在地处东南的温州。乍一看,这简直是异军突起。温州并没有像汴京、临安那样大的瓦舍、勾栏,更没有类似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那样的资料记述过它的戏剧活动情况。如果说,自汉以后,我们对北方的戏剧发展情况只能勾勒出一条断断续续的虚线,那么,对南方的戏事就更加茫然不知了。后代的戏剧史家在收罗宋金戏剧向元杂剧突变的信息时,他们的目光长久地盘桓在华北都城,然后追索着朝廷南渡的路途,移向临安。但是,刚移到临安,却受到了干扰,因为在更南的方位,有更早的光亮吸引了他们的视线。而当他们急切地去探求这道光亮的由来时,似乎已为时过迟,没有太多的踪迹可供梳理的了。

明人曾对南方这种戏剧的形成期作过简单的考索。祝允明(1460—1526)《猥谈》称: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

徐渭(1521—1593)《南词叙录》称: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应是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句:“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

宋光宗朝(1190—1194)既已出现了像《赵贞女》、《王魁》这样成熟的剧目,显然不会是南戏的起始之年。估计应如祝允明所说,它大体形成于宣和年间(1119—1125)、南渡之际(1127),或者更早一些。

说南戏渊源于“里巷歌谣”而致使“士夫罕有留意者”,是可信的。大体是,村坊小曲、讲唱艺术,加上宋杂剧的影响,铸合成一种演剧方式,先在乡民集资举办的“社火”(范成大《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注:“民间鼓乐谓之社火,不可悉记,大抵以滑稽取笑。”社火活动的兴盛是南方农村经济繁荣的表征,在宋代,浙江、福建、苏南等地都有过盛大热烈的社火活动。)活动中一次次呈现,然后被吸收到温州等城镇,受到由下层文士和艺人组成的书会的加工处理,并开始演出“书会才人”所编撰的剧本。南宋时温州的九山书会,就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民间艺术机构。这时所演出的戏剧,就是在历史上留下响亮名字的南戏(或称戏文)了。

南戏先在近处蔓延,然后来到离温州并不太远的都城临安(杭州),在瓦舍、勾栏中谋取一席之地,成为一个剧种。但是,它的生命史中的关键阶段,还应该算是在温州度过的。

宋代的温州,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尤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通商口岸,市民众多,风气开通,构成了戏剧成熟的客观条件。戏剧史家钱南扬(1899—1986)说:

温州与海外通商,至迟也应在北宋中叶。温州既是通商口岸,自然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由于他们对文化的需要,当地的村坊小戏即被吸收到城市中来。这种又新鲜又有生气的剧种——戏文,大为市民所欢迎,便在城市中迅速的成长起来。(钱南扬:《戏文概论·引论第一》。)

南戏戏文很快从温州推向浙江的其他地区。陆容(1436—1494)《菽园杂记》说:

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曰“戏文子弟”,虽良家子不耻为之。(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与紧邻朝廷的都市不同,这些地区的商市处于一种更为自然和自发的状态之中,市民生活更加灵活、散漫,艺术形态更富民间色彩,而这一切又都不大可能被记载下来。尤其是当时活跃在南方的程朱理学不喜欢民间戏剧活动,设置过一些障碍。(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温柔敦厚”中曾有提及,朱熹于绍熙元年漳州知事任内,约束当地演戏。史料见《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朱熹的学生陈淳曾上书傅寺丞,言及禁戏事(何乔远:《闽书》卷一五三)。)这些障碍当然无法阻止一门新兴艺术的产生,却有效地遮掩了不少当地文人投向南戏的目光。徐渭说南戏“语多尘下,不若北之有名人题咏”,(徐渭:《南词叙录》。)是合乎实情的。因此,南戏只能悄悄生长,当人们不能不注意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个“大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