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地皇二年（第6/10页）

王莽想不通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老百姓们一饿肚子，就要合起伙来跟他作对？王莽这一问，虽然远比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来得清醒，来得高明，但他毕竟从未挨过饿，他根本不明白饥饿带给人的恐怖。

这世上原本什么人都有，生旦净末丑，猪马鸡羊狗，千人千面，不一而足。然而尽管人性变化莫测，但所有的人性，都有一个最小公约数也是唯一的公约数，那便是对食物的需求。饱腹之后，自然可以人人有一本流水的账，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从而陷入到出头鸟困境，然而一旦饥饿降临，像做除法一般剔除掉所有多余的人性，于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要吃饭，我要活下去。

被官府欺压，尽管遭罪受气，至少还可以暂时苟活，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了自然。但是肚子这一饿，饿得连称颂我皇圣明的力气都不再有，再多饿上几天，性命也将没有，此时的老百姓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成群结队、离家出走。然而，依然要替这些善良的老百姓们辩诬，他们虽然离家出走，却并不敢和王莽作对，他们的策略类似于甘地，非暴力、不合作，他们只是想找到属于自己的食物，仅此而已，别无他意。

孙中山先生在《民權初步》序言中曾经慨叹，“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而老百姓这一盘散沙，如何才能聚沙成塔，乃至于化为威力更大的沙尘暴？这里单讲民智尚未开启的古代。如我们所知，此次王莽末年流民的兴起，主要是由于持久的干旱和蝗灾，而蝗虫本为独居动物，生来胆小，但是一旦其后腿受到触碰，蝗虫就会改变原来独来独往的习惯，变得喜欢群居，群居多了，进而泛滥成灾（资料来自网络，未必正确）。百姓身上也存在着类似蝗虫后腿的部位，而这一部位便是胃，只有统治者掏空了百姓的胃，突破了这一容忍底线，一盘散沙的百姓才会奋起团结，齐心协力（拿蝗虫和老百姓相比，只为议论，绝无恶意，相反，蝗虫和老百姓堪称对立的两极，蝗虫是不劳而获，老百姓却是劳而不获）。换而言之，历史上所谓的盛世乱世，无非也就是老百姓们能吃饱和能饿死的区别而已。

王莽天真地希望老百姓们能够为了他们自己的权利抗争，可是老百姓们到底都有哪些权利，王莽自己也说不清，两千年来的儒家也没说清。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听上去冠冕堂皇，然而却经不起较真，受累问孟夫子一句，民为重，到底有多重？计量单位是什么，用什么秤，怎么称，谁来称？想来孟夫子大抵也只能报以怒斥：小子无状！这重嘛，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

类似的漂亮话，史上多有，儒家经典上说，皇帝诏书上说，士大夫奏章上也说，但这些漂亮话通常说完算数，不能量化，更不能执行，唯一的作用，就是抚慰一下说话人那尚且残存的良心。于是乎，仁义道德多烂然显著于高文大册之间，而小民终疾苦蹙然于穷檐败壁之下。于是乎，民为重，沉于地，千人踩，万人踏。君为轻，高在天，变成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对于这些漂亮话，老百姓一开始或许还相信，但慢慢就死了心，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将欲望压抑到了最低，压抑到了只剩下生存欲。《尚书·康诰》曰：“若保赤子，唯民其康乂。”在这里，周公将百姓们比喻为婴儿，想想也有道理，婴儿只要吃饱喝足，就会乖乖睡觉，不来和大人们闹了，更不会提多余的要求，说什么我要发财，我要泡妞，我要开名车，我要饮花酒。然而，老百姓们毕竟不是婴儿，而且就算是婴儿，婴儿肚子饿了，也免不了要大哭大闹，叫大人们不得安生！

No.6：反贼贼多

王莽自称帝以来，有大膨胀，以自己为磅礴而挥洒的存在，每自捉其发，提置于万丈高空，冷眼向洋，张口吃风。今年原本是他做皇帝的第十二个年头，也是新朝的第一个本命年，谁知道却风声雨声，声声无情，家事国事，事事揪心，王莽于是觉出了孤独和悲壮，觉出了空旷和瘙痒，在他悲观的眼里，上天抛弃了他，百姓背叛了他，而这更让他心中平添了一股殉道者的凄凉。

王莽是自信的，他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也坚信真理只掌握在他一个人手上。五百年乃有圣人出，上一个圣人是孔子，五百余年过去了，如今的圣人则轮到了他王莽。谁都可以失败，但他王莽绝对不能失败，一旦他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更是百姓的损失，天下的损失，后世的损失。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天国，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王莽要带领他的民众，穿越这小路和窄门，抵达远古的黄金时代，抵达儒家梦想的天国，而他一旦失败，后来者必然引他为戒，以为此道不通，再也不肯前进，从而改入歧途，走向那通往灭亡的大路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