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出重围（第6/10页）

一九三四年开春以后，全国气候异常。不停歇的暴雨导致面积广袤的国土上数条江河决口，大水肆意倾泻摧毁了无数房舍和苗田。而在被称做“人间天堂”的江浙一带，春来却一反常态地没降一滴雨，沟渠干涸，早稻枯萎。于是，全国一半以上地区的农田在夏收还没到来之前便已收成无望。在城镇里，工业原材料价格失控导致物价开始崩溃，抢购之风刚过，市面立即萧条，倒闭势头几乎席卷了所有的工厂，连橡胶大王陈嘉庚都宣布破产了，银行大门外昼夜挤满了等待兑现的市民。失业的产业工人、入不敷出的手工业者和衣食无着的农村难民混杂在一起，遍布在密如蛛网的乡村土道和水陆交汇的城镇街道上。随着炎热季节的到来，整个国家的疲惫消沉如同暑气蒸腾的热雾一般四处弥漫。

自民国开国以来，军阀们无休止的混战如同一出演了再演的旧戏，到了一九三四年已无丝毫新的情节。唯一给报刊市井留有谈资的是那个把慈禧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炸开并盗走了无数珍宝的军阀孙殿英。这一年的元旦刚过，国民党政府的委任状到了，孙殿英被任命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尽管他知道这个任命的真实用意是把他弄得越远越好，但他还是梦想着占领一块地盘养精蓄锐之后卷土重来。可是，他的部队还没吃上几顿真正的西北羊肉便遭到了追杀——西北的军阀决不容忍任何势力涉足自己的地盘。孙殿英的步兵和马步芳的骑兵在戈壁荒滩上厮杀的过程激烈而短促，除了造成士兵和百姓死伤无数之外，很快就因为孙殿英部内部的分崩离析而结束了。到了三月，国人已听不到任何战事的信息。

曾经不断地成为战争主角的冯玉祥此时正在泰山上隐居，各路军阀忙着派兵往山上挑大洋给他：宋哲元每月五千，韩复榘每月五千外加五百袋面粉，孙连仲三个月一次三千。而冯玉祥全家粗布衣服白菜豆腐，只在星期日兴许炒个鸡蛋，所以成千上万的大洋除养活随从外，大量地被用于救济穷人和办平民学校，同时还要付给那些不断地被滑竿抬上山来的中国最知名的教授们——冯玉祥决心利用这个枯燥的年份补课。从小没读过书的他此时学得五花八门：《资本论》、《西洋史》、《进化史》、《生物学》、《天文学》，而《政治学》和《政治概论》分别是许德珩和邓初民讲的，《通史》和《心理学》分别是李达和张孝如讲的。

冯玉祥的隐居验证了国民党最讳言的党内离心离德的传言，这个传言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上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一批国民党党员居然抛弃国民党名称，不提三民主义，不挂国民党党旗，甚至连中华民国的国号都改了。但他们并不是始终想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军阀，而是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前就已经入了党的老党员。忠实的党员都嫌弃本党了，可以想象这个党成了什么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逗留香港没来，山东军阀韩复榘和泰山上的冯玉祥冷眼旁观，阎锡山在山西的闭关自守更加严紧，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因密谋着扩充地盘只派来个代表，而广东军阀陈济棠眼下正在与江西共产党人的代表谈判，谈判的内容如果让蒋介石知道他定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一九三四年，甚至连中国的文人也开始疑惑中国是不是个正经八百的“国家”。这种面对千头万绪的社会现状绞尽脑汁的思考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挑战的是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蒋廷黻，应战的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胡适。论战的内容是：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应该是专制独裁还是民主立宪？然而这个问题不是被辛亥的革命者早在帝制倒台的时候就用鲜血阐明过了吗？蒋廷黻撰写了《革命与专制》一文，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没有出路，不革命也没有出路”，只能持续内乱因而不能称其为“国家”。为了让中国看起来像个“国家”，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包括牺牲可爱的民主实行全面的“新式独裁”。以声明“少谈些主义”闻名的风流倜傥的胡适教授不同意，他撰写了《建国与专制》一文进行反击，反击的理由很有趣并且很有说服力：目前的中国“没有专制的政党、人和阶级”，因此没有人有资格做独裁统治者。“建国”当然要建立现代国家，现代国家的标志是民主政治，而“像我们这个缺乏人才的国家，最好的政治训练是一种可以逐渐推广政权的民主宪政”。论战持续了很久，结果是既没弄明白现在的中国、也没弄明白将来的中国到底是应该独裁还是应该民主。

二十三年前，这个国家经过长期的痛苦酝酿和短暂的暴力行动推翻了封建帝制统治，然而革命使巨大的国家骤然裸露于政治混乱中。随后出现的那个以中国国民党为轴心的政权，从来没有在真正意义上统一过中国，疆土、政治、经济、军事、民生的裂缝在这片国土上纵横交错。国家前景暗淡不明，军阀争斗无休无止，政治统治空前脆弱，各种新锐思潮与各类陈旧陋习冲撞演绎出畸形世态，掌握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集团导致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极端贫困——民国以来的中国，是一段无法叙述清晰的混乱时光，整个民族心灵麻木已久但睡梦浮浅极易惊醒。这种混乱在某种意义上讲对产生人类历史的惊人事件显得极其难得，因为当各种政治见解、政治主张和政治信仰不可避免地纷纷滋生之时，在思想的旗帜下聚集起一支张扬和捍卫思想的武装力量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