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突出重围（第2/10页）

由于军情紧急，第六军团第二天就重新上路了，急切地奔向他们预定的第二个集结地：湘江。他们必须渡过这条自南向北贯穿湖南全境的大河。显然，第六军团的红军官兵过早地庆祝了胜利，因为接下来的突围在铺天盖地的“围剿”中几近出生入死。敌人在湘江沿线的防守极其严密，且已从各个方向开始实施大兵力夹击。八月二十三日，第六军团到达了位于湘江东岸的一个叫蔡家埠的渡口，他们这时才发现江对岸已经布满了严阵以待的敌人。猝不及防令他们在湘江东岸不停地徘徊，与夹击他们的敌人兜着圈子。最终，第六军团不得不放弃渡过湘江的计划，掉头往回走，进入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阳明山中。但是，进入山区便可以暂时立足的想法很快就被这片荒山的极度贫瘠粉碎了。为了部队能够生存，只有再次突围。第六军团先是向北，绕过敌人的侧翼，然后突然向南，几天之后又折向西，他们再一次接近了湘江。虽然连续的行军和不断的遭遇战严重消耗了第六军团有限的兵力，但是九月四日，一个夜色昏暗的晚上，红军官兵以一场恶战在重围中撕开了一道缝隙，他们终于渡过了湘江。这时候，中革军委的命令再次到达，命令要求第六军团在广西与湖南交界处的武冈山地区坚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向北与红军第三军取得联系。

红军第三军转战在湖南西部，中国革命史中称那片开满高高的巴茅花的土地为湘西。

红三军的领导人名叫贺龙。

当第六军团按照命令开始折向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很快调整了部署重新包围上来。数次交战之后，第六军团在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的荒蛮地区再次陷入严重危机。九月二十五日，湘军第三十二旅和第五十五旅的猛烈阻击使他们无法按照预定路线前进，而桂军和黔军也火速自南向北包抄而来，第六军团被迫绕行在广西边界的大山中。二十六日凌晨时分，他们发现自己绕到了敌人早已部署完毕的阻击阵地前。

桂军第二十四师的机枪子弹暴雨一般，第六军团必须打开通路，红军官兵只有迎着密集的子弹挺身而上。整整一天的激战令第六军团伤亡严重，他们只有再次进入荒山野岭之中，但是这一次敌人紧追而来。军团命令十八师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阻击，以掩护军团主力突围。阻击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当放弃阻击阵地的命令传来时，两个团都没有了撤退的后路。这是挣脱罗网一般的突围：五十二团伤亡一百五十人；五十四团损失殆尽，团长赵雄阵亡，团政委身负重伤。

第六军团在撤出根据地后的一次次突围中损失严重，唯一的收获是他们发现在所有企图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黔军的战斗力是最弱的。于是，第六军团决定迎着黔军打开缺口冲出包围圈。这个判断果然正确，红军最终击溃了黔军的阻击一路进入贵州，占领了贵州东北部的一个小城——旧州。在旧州，第六军团不但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而且还得到了急需的给养，随军的担子中又多了数万块银元和一部无线电发报机。更令军团长萧克惊喜的是，他得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地图。而在这之前，这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作战时所依靠的地图是从中学课本上撕下来的，那上面只有简单的城镇地名和山河的大致走向。只是，这张极其珍贵的地图上的文字是红军不认识的洋文，为此，萧克把旧州天主教堂里一个名叫薄复礼的英国传教士叫来询问。

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的英国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虽然我没有路费，但是在上帝那里什么也不缺，因为在我的脑海里，中国仿佛就在曼彻斯特的郊区。”一九二二年，比亚吉特传教士在一条日本船上漂泊了二十天才到达中国。他长途跋涉至贵州偏僻的山区，在那里一待便是十二年。他结了婚，给自己取了“复礼”这个极具中国色彩的名字，而之所以选择“薄”姓，是因为他认为“这个汉字有细、瘦、贫穷、刻薄、小气、吝啬、轻视、轻率等异常丰富的内涵”。

此刻，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极其紧张，因为红军要求他尽快筹集足够数量的银洋、枪支和药品，而薄复礼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薄复礼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度过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半的时光，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