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 迟迟吾行

我不曾想到再会出国。抗日战前、战时、战后,都有人劝我带熙治到美国读书,身家着落在比较安定之地。我都未加考虑,事经十年。我不考虑之故:一为懒,留恋乡土;二为俭,在本国还可以做点自己以外的事,出门顾自己为难,徘徊异乡又如何?三为志,人方宛转于焦土,我奈何隔岸观火?受国恩深重,“国恩”即社会之恩,患难与人共之,是我最小限度无可如何之报答。

如此存心,虽迟迟而终出于一走,我不胜惭憾。离国前一年半之间,多尝了许多忧疑、恐惧、麻烦滋味,其时连熙治亦已不在我身边,更为举目少亲。

卅七年(一九四八)八月十八日,熙治携外孙邱树同,坐船到美,医治树同的右腿膝部关节结核病。事情酝酿甚久,树同甫学步而得此病,医治寡效而加剧。我见他拖着石膏包的腿爬来爬去玩,十分心疼,听他叫痛,坐立为之不宁。最后请诊治的骨科医生俞时中是张静江先生家快婿,其夫人乃琪与熙治是幼年游伴。时中为树同诊治数月,建议用手术割治。膝部组织复杂,中国医院设备不够,她想到她的老师纽约威尔逊老医生,如肯治,最为妥当。出国就医岂容易的事!我们斟酌而又踌躇,耽搁很久。卅七年的春,我胸口生核,疑为乳癌。在此以前,张岳军先生颈上生瘤,医生断为癌,拟到北平协和医院用深度X光照治,协和无此设备,乃到纽约。纽约医生谓此种瘤非毒性,已在十五年前有证明,故匆遽而往,愉快而归。他听到我病,劝勿蹉跎自苦,力主飞美。还有其他朋友关切,立即给我护照。我决定在沪请一著名德医开刀,不愿出国。而为熙治母子请护照,成就其行。陶斯德医生为我动手术,经过顺利,用费极少。如此我心甚安,熙治出门亦放怀。树同经过五次手术,虽一腿不能弯屈,然全体健康胜于常人。威老医生只收一次手术费,以后每年为之检验二次。他知道我们国内出了事,不但他自己不再收费,而且为树同向医院请求食宿减价。每次开刀都非小手术,他已是退休之年,而树同的病,他始终一手负责。食宿减价亦是他自动想到的。我与熙治常常告诉树同,俞时中伯伯和威尔逊老医生是永远不可以忘记的。

熙治、树同动身的次日,我在莫干山接到王大纲的信,附八月十九日剪报:政府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黄金、外汇。金圆券一元兑法币三百万元,四元兑美金一元,二十元兑黄金一两。黄金外汇都归国有,民间持有之黄金外汇,限九月底止,向政府指定之银行兑取金圆券。不得私藏及买卖黄金外汇,告密者得奖百分之四十。在国外读书或医病,可在国家银行存储外汇。限制物价以八月十九日市价为准,不准购货屯积。这件事有特设委员会主持,有特别警察执行。

黄金外汇国有原非苛政。在战况不利,军费庞大,财政不可终日,法币价格日夜数跌之际,亦属不得已之措施。然政府正需要争取“人心”,操之过急,岂非为渊驱鱼?复员时,东南人民已经受过二百比一之折扣。伪组织下发行的“储备票”,其膨胀程度并不如此大,而持有储备票者不尽属“伪”,吃亏的都是老百姓。复员时,财政部将法币与储备票价格定为一比二百。这件事,与教育部规定沦陷区大学生补习一年,同样带惩罚意义,引起不平,然忠贞爱国的老百姓,被抗战胜利一个大欢欣题目盖住而忍受了。这次,重新加了刺激,中产阶级没有了安全感。

我自己,第一件受的间接影响是卖爱棠路的住房。这住房当年为安置膨胀之法币而置,战后屡欲出售,因出售后自己仍须有一住处:当时上海租屋须出顶费,顶费大得惊人,几及屋值三分之一;我看过二开间三层楼有卫生设备的弄堂房子,要顶费廿五条,一条是十两黄金;我卖屋而出顶费租屋,甚不合算,我不会占了屋不还房东而再顶给人;因此踌躇而总未成议。熙治出国,我的生活可更加简化,一个在地产公司做事的亲戚,为我觅得买主,说定八月底订约付定洋,十月底出屋。此事在我了却一桩心事,得一笔收入,而庾村工作更可资以挹注。房价讲定付金,此系当时一般惯例,我要求一部分在美交给熙治,买主亦允照办。熙治未到美以前,我在国外银行尚无存户。

金圆券及金钞国有条例,不前不后在八月十九日发表,我细看条文,立刻函知大纲,我八月底以前准回沪,我到沪前切勿收定洋。买主忽然取消付金之议,亦不允在美转划。惟允在十月底我出屋以前,分期付金圆券,如币值已跌,每次照黑市计算。我不善安排经济,何况在此混乱的金融中!酝酿至久甫有成议之卖屋计划,只得取消于俄顷,一切预计均成画饼。不但如此,手头还有点金钞,其中一叠美票我赴山时与熙治推来推去,我要她带着手边宽裕些,她要我留以自用,都在九月底以前遵令到银行换成金圆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