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塘沽停战协定（第2/11页）

徐先生电末附言：“曾于四月十日上蒋先生一电，意思略同此。”后又有上蒋先生电如下：

南昌蒋总司令钧鉴：日敌反复进扰华北，实已入于最严重时期，昌曾就一得之愚，迭向何部长诸君言之。兹更撮陈，幸赐垂察。今日偏重外交者，咸言国际颇倾向我，我若一旦与日妥协，必致尽失与国。永昌以为国联之一时不能解决中日纷争，犹之我中央日前不能解决川刘之争，其势正同；使当日刘文辉不自挣扎其自存之计，此时已入枯鱼之市矣。故军事不必恃有外交，同时外交亦不必以军事为可恃，所谓两恃之则两失之。日人今有宣言谓将进至密云、玉田之线，而揣测者即谓为不到平津之表示，此真无异于张仪之欺楚，绝不可靠。今专就军事言，我军今已不胜敌人之压迫，渐撤至密云、玉田之线矣。即以前日所规定固守平津最近之白河线言之，屈指可战之兵才七十余团，而阵线长过四百余里，以屡经挫折之兵一团守六里战线，昌以为决不胜任。如中央决守平津之线，则最后之打算，不可一日再缓，所以昌主白河线万一不守，平津两处须早为守城准备也。虽然，我大军若退过平津之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洲国亦意中事，所以决不放弃平津者此也。或谓日人得平津无办法，不知我失平津更无办法；盖仅就收入一项言之，已足制我死命，正如杀人者固不得了，而被杀者先不得了也。总之，平津失则华北亡；或谓平津纵失，亦不过一时，然数十万败兵一旦退下，人心何以维持？财政何以敷衍？昌以为其困难将万倍于不退平津，尚祈钧座千万注意。昌为此事，在平日夜焦思，昨于平绥车中属稿，筿日回并拍发，合并附陈。徐永昌叩筿。（廿二、五、十七）

以上两份电稿系抄稿给膺白，膺白看到在何时我不得知。徐次宸先生是政整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之一，十余年后他充当盟军在密苏里军舰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代表。两个电报对当时实际军事政治情形，说得很为透彻。

胡适之先生的文，题曰《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五二及五三合期（廿二年六月四日），我录自黄君坦所作《塘沽协定始末记》（未刊）。曾在纽约获得胡先生面允引用，文曰：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时期，不能不平心静气的考虑我们所处的局势，然后决定我们应该采取的步骤。

我们所处的局势是这样的：第一，整个的中日问题，我国政府在这时候绝无解决的能力，也没有解决的办法。此时的解决，无疑的，就等于放弃东北四省承认满洲伪国，这都是全国民众所不许的，也都是政府在道义上、在责任上所不能接受的。第二，现在的战事已由热河榆关进到长城以南，不但北平、天津有陷落的危险，连整个的华北都有被侵吞的可能。喜峰口与古北口两处我国军人的奋勇抵抗，南天门的八日八夜的应战，都是全国人与世界同声赞叹的。但现在长城以南已无险可守了。我们的最精良的军队的血肉牺牲，终不能长久支持敌人的最新式武器的摧残，终不能撑持这个无险可守而时时刻刻有腹心之患的大局，这也是我们都不能否认的。

在这个局势之下，我们不能不承认两点：

第一，整个的中日问题此时无法解决。

第二，华北的危机目前必须应付。怎样应付这平津与华北的问题？这一点上至少有两种根本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是准备牺牲平津，准备牺牲华北，步步抵抗，决不作任何局部的妥协，虽有绝大的糜烂，亦所不恤。还有一种主张是暂时谋局部的华北停战，先保全华北，减轻国家损失。现在北平的军分会与政务委员会大概是主张这第二种办法的，所以从五月廿二夜以来，有停战谈判的进行。

我个人是赞成这第二个主张的。此时华北军政当局所进行的停战谈判，因为没有正式的记载与报告，我们至今还不知道详细的内容，但我们观察今日的形势，深觉得华北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我们应该可以谅解。同时应该监督政府，使他不得逾越局部救济的范围，不可因谋局部的保全而放弃整个问题的奋斗。

我所以主张华北停战，有几层理由：

第一，我认为这是为国家减轻损失，我不信失地绝对不能收复，但我深信此时单靠中国的兵力不能收复失地。这十八个月的经验是失一地便丢一地，失一城便丢一城，失一省便丢一省。敌人的野心无穷，而我们的疆土有限；即使敌人不能久占华北，而我们决不应该不顾虑到敌人占据华北来威胁中央，来做承认东北热河新局势的代价。我们看了最近几十天之中两次滦东大崩溃，看了长城南面各县人民的流离痛苦，我们深感觉政府在此时不能不为国家人民谋怎样减低损失的方法。到了华北又成了第二热河，那就太迟了。所以我们说，如果此时的停战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这就是为国家减轻了一桩绝大的损失，是我们应该谅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