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莫干山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知我者，二三子。

这辛稼轩词句，我拿来安慰膺白，勉励自己。我二人和女儿熙治，亦就是在山的二三子。我生长河滨，爱水不爱山，为膺白故，我迁就他。我们与莫干山成生死之交，一家三口，走遍山上可走的路，认识每一个同时的人。提起“五百〇九号”或“黄部先生”，附近的人无有不知，而且带点亲切感愿意做朋友。黄部先生是许多山中朋友给膺白的名称，他们不知道什么部长不部长。

浙江多佳山水，然莫干山既不秀丽，亦不雄壮。我们到莫干山是偶然的事，非经选择，而莫干山占了我们各人一生很大地位，很久时间。熙治还在小学年龄，我自课其读书，她没有同辈作伴，非常孤单。膺白在民国廿五年（一九三六）秋病重，从莫干山到沪进医院，旋即去世。我则在一九五〇年，等候我们莫干农村工作同仁年假到沪，商量我是否应该离去，而后决定出国。莫干山占我一生最好时间，从我卅五岁到五十五岁；亦占我和膺白夫妇生活最后一段，从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到廿五年。在此地，盛暑严寒，风天雾季，殷勤晨夕；在此地，尽忠补过，得理安心，孜孜岁年；此地给我的记忆太深。有人以为我们享“高蹈隐居”清福，我们是很寂寞的；有人以为我们有“离群索居”怪癖，我们是始终热情的。抗战前后，我已孤身，为它锲而不舍。一九五〇年，人劝我尚有可为，我为它掉首远行。我的行和止，丝毫不敢先为自己打算，念兹在兹为莫干，迄今莫干山的人和事，云树依稀萦我梦寐。

关于莫干山我要写前后两章。前章即本章，我先述匆促到山经过，和立愿在此为农村工作情形。后章则在抗战后，如何谋复兴这些工作，俟下文再见。

民国十七年的五月底，膺白辞去外交部长本兼各职。如此，一般人更觉得济南惨案责有攸归，他无论如何愿为国家受过分忧，他究竟受了委屈。正在“彷徨不知所之”之际，他的总角交徐青甫先生已从杭州赶到，立刻要我们跟他同走。这正是需要朋友的时候，我虽然一向称青甫为大哥，这时他真是一个大哥了。我收十简单行李，与膺白随他同到杭州，嫂嫂已在他们龙兴路住宅为我们安排好了房间。不久，浙江省政府蒋伯诚先生为我们备好游富阳的船只；我们认识伯诚夫妇由于伯樵、仲完；仲完是青田人，比我们更熟悉浙东情况，特地从上海来陪我们同行。青甫兄嫂、仲完、膺白和我，溯钱塘江一周回来，到过严子陵钓台，那钓台其实离水甚远，我们记起“江河今日下，愈见钓台高”和“子陵有钓台，光武无寸土”的诗句。心里徘徊，不知向哪一处走！总之不想回上海。忽然记起几个月前曾到过莫干山，于是再作上山之计。仲完在上一年的夏天，到莫干山住过一星期，回上海后告诉我山上情形，有铁路旅馆，有西洋传教者避暑住屋。其时膺白正忙于组织上海市政府，我们不敢作游山之想。不久，蒋先生下野，膺白立即辞职。蒋先生偕岳军先生往日本，嘱膺白勿离沪。我们偶有游兴，只到杭州为止，电话可通，当日可返。直至这年十一月底，在沪无事，由仲完陪往莫干山一次，时已冬季，旅馆已停，借住莫干山疗养院隔壁一所空屋，由疗养院厨房供给我们伙食。恰巧遇见疗养院一个沈医生，是以前总司令部军医，曾在庐山相识，招待我们十分殷勤。我们白天走山，晚间在屋内生柴火取暖，谈闲天。其时山上家家屋空，管屋的人都肯开门给看。西人避暑设备简单，而皆清洁可用。据云最近二年，因中国排外口号，西人皆不敢上山，故夏季屋亦空着。这次所得印象甚好，因十二月初蒋先生婚礼，我们必须回沪参加，仅小住不到一星期。

从富阳回来，我们决定再上莫干山。这是十七年的六月初旬，旅馆已开，每日有从杭州拱辰桥开往三桥埠的小火轮，约三小时可到，由三桥埠坐藤轿上山，约一小时半，一切联络组织均甚便利，是沪杭铁路所主持。小火轮每日接候由上海来的快车。中国人自办的旅馆，我们住过山海关及莫干山两处的“铁路旅馆”，皆与外国普通旅馆相仿，且价廉物美。

我们住在莫干山铁路旅馆，朋友们陆续来山访问。凡和膺白共过事的人，很容易和他成为朋友。他在职时，不肯慷国家之慨，未必尽如人意，事后则人常想着他的个人热情，和没有门户之见。他尽可能留用前任留下来的重要职员，亦决不鼓励和他关系深切的人跟着他辞职。“入我门下，不可再入别人门下”的那种狭窄态度，他从未有过。他在外交部不但留用伍部长时的总务司长陶益生（履谦），几年后政府发表他兼任内政部长时，他还保荐益生先生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有人以为“陶履谦”名字和我妹夫陶孟和（初名履恭）相近，是亲戚，其实一个广东人，一个天津人，毫无关系；膺白和他系初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