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国史之狱（第6/7页）

至于为什么不顺着太子的意思开脱自己，高允没有对太子说实话，但他私下里对别人说的一句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不听东宫引导，恐怕辜负了翟黑子。”翟黑子欺骗拓跋焘被杀，像这样的明君不能欺骗。翟黑子用生命证实高允的判断，高允怎么可能再犯类似的错误。

高允依靠诚实和洞察力逃过拓跋焘制裁，而崔浩在劫难逃，两位北魏名臣的结局可谓云泥之别，原因何在？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两人的性格差别在哪里？北魏的汉化改革路在何方？

伍 百世门阀，富贵成空

拓跋焘召崔浩及编修国史的官员进殿，冷冷地把大臣们罗列的一条条罪状抛了出来，素来脾气暴躁的拓跋焘面目狰狞，神色可怖，大发雷霆。机警过人、神机妙算的三朝老臣崔浩面对种种责难恐慌迷惑，身战股栗，无言以对。

人家的指责哪一条不是事实？著作郎崇钦以下官员伏地流汗，心胆俱裂，面无人色。倒是高允据理陈说，逐一申辩，条理清晰。

拓跋焘见崔浩无话辩解，更加恼怒，狂躁的性子发作，暴怒地吼道：“高允！拟诏！崔浩及宗钦、段承根等编修国史的官员、僮吏皆夷五族！”

高允退下去拟旨，半天不见动静，拓跋焘一次又一次派人催促。高允犹豫再三，迟迟不肯落笔。他知道，编史的官员连僮吏算上，将有一百二十八人，这些人全部夷灭五族，那可是近万人！

拓跋焘具有大英雄主义的情怀，看不惯猥猥琐琐的人。崔浩朝堂的表现不仅给了攻击者以口实，一瞬间让拓跋焘也失去了平常对崔浩的欣赏和好感，竟然迁怒于僮吏和家属，上万人被诛杀将成为北魏开国以来第一大案。

高允下定决心，不顾自身安危，转回殿去，奏道：“崔浩之罪，如果还有其他别的原因，臣不敢多说。仅仅是因为冒犯皇族，其罪不至死。”拓跋焘震怒的情状可想而知，脸都绿了，命令殿内武士逮捕高允：“把他给我抓起来！抓起来！”

太子拓跋晃跪倒在地，苦苦求情。半晌，拓跋焘怒气平息，叹了口气说道：“没有此人，另外将有数千口死。”高允与拓跋焘的对抗是一场理智与冲动的较量，最终理智占据上风，这源自高允的智慧、风骨与节气。崔浩曾经对游雅品评高允说：“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欠缺的是刚毅的风骨和矫矫风节。”高允给人印象，才华玉韫珠藏，外表温和柔顺，说话慢慢腾腾。游雅和高允四十年的老交情，从来没见他有过喜怒哀乐之色。所以游雅对崔浩的品评深以为然。但是，国史一案最终改变了游雅和群臣对高允的认识。

崔浩的罪责能够拿到台面上的无非是些编修国史一类的纤微小事。崔浩在拓跋焘冲天震怒斥责之下，恐慌迷惑，声嘶股栗，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们伏地流汗，面无人色，最终淹灭在拓跋焘怒海之中。只有高允辞气不屈，将一件件事申述得明明白白，有条有理。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这难道不是所谓刚毅的风骨吗！

国史之狱，鲜卑贵族借机报复中原士族。清河崔氏一门，与崔浩有姻亲关系的北方豪门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被灭族。编修国史的一百二十八名大小官员僮吏被斩。鲜血笼罩北中国，文明冲突又一次引发一场空前残酷的大屠杀。

漫天的风沙淹没了平城古道，白发皓首的崔浩手握囚车栏杆，头发蓬松，身板硬硬地挺着，已经从前些日子的惊惧中回过神来。他问心无愧，为了理想献身是每一个英雄的荣誉。

弥漫山泽的牛羊、堆积如山的财货，衣则重锦、食则粱肉的荣华富贵已如过眼云烟。几十个鲜卑士兵站在囚车上，向崔浩头上撒尿，嗷嗷呼叫着，尖锐叫声穿透风沙，路上行人听得清清楚楚。

人的灾难从何而来？来自人与人的矛盾，来自民族与民族的矛盾，来自国家与国家的矛盾。“八王之乱”后，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场的战争，多少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北方人民没有过上几天安生日子。

拓跋焘一统北方，让人民再次看到和平曙光。鲜卑贵族缺乏文化，没有统治经验，农耕地区的人民要靠汉人管理。崔浩治理国家过于激进，急于将鲜卑人纳入中原地区传统文化体系。中原的土地大多由汉人豪强控制，牧牛放羊的鲜卑等游牧民族的利益又在何处呢？他忘记了老子的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激进变革只会让事情变糟，但若没有“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豪情壮志，人类进步又怎能日新月异。

崔浩事件是野蛮对文明的践踏，是野蛮人的一场胜利。北魏统治者最终会明白，单靠纯朴风气和勇敢精神，不能构建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国家统治不会长久。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几十年后，崔浩期待的文化大一统的门阀社会在孝文帝手里得以实现，那时的鲜卑贵族们争相自诩属于李陵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