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厦将倾的前夜 六、沙丘密谋背后的纠葛

前　言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搀杂其间。

秦始皇有子女二十余人，其中儿子十五人，长子是扶苏，幼子是胡亥，另外知道名字者，尚有公子将闾和公子高；女儿十人，史书上曾经提到过的，有李斯的儿媳，也就是李由等兄弟的妻子。史称扶苏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任下属，既能取信于人，又能激励用人，奋发致力于政事，最为始皇帝所器重，也为朝野上下所服膺。始皇帝晚年，独裁加深，行政日渐苛酷。三十三年，焚书毁禁百家之言；三十五年，坑儒活埋诸生方士。对于焚书坑儒，公子扶苏有不同看法，他劝谏始皇帝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尚未能安集，诸生都是诵读孔子、因循守礼的人，父皇以重法严惩，儿臣恐怕天下不安，望父皇明察。”晚年的秦始皇，大概是已经听不得不同意见，当即大怒，发落扶苏出京到上郡，去蒙恬所统领的北部方面军中出任监军。

始皇帝晚年有一大疑政和失政，就是没有立太子，明确皇位继承人。扶苏是长子，贤明而为皇帝器重，是朝野上下公认的继承人。扶苏的离京外放，对于皇帝的继承问题和始皇帝晚年的帝国政局，不可不谓有重大的影响。

焚书一事，出于丞相李斯的建议。李斯是法家，他反儒反分封，对于先王之政和仁义道德都不以为然。坑儒严惩方士诸生，他当然也是推波助澜的人。扶苏反对焚书坑儒，为儒生说话。他在政治主张和政策上，自然与李斯对立起来。李斯在始皇帝死后的不安，其政治上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这里。

李斯与蒙恬之间，在政见上也有对立。秦统一中国以后，整个北部边境，直接邻接强大的匈奴，骑马民族南下的威胁，远至辽东，近及首都。始皇帝自视为天下唯一的君主，不能容忍对等和对抗。当他准备攻击匈奴、占领匈奴南下的进出基地──河套地区时，李斯曾经呈述不同的意见，反对进兵。李斯劝谏始皇帝说，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有生活方式的根本差异，匈奴非定居无城郭，逐水草而居，如同候鸟迁徙，很难控制得了，草原骑战和城守攻坚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秦军轻装深入，军粮难以接济；携辎重深入，则无法机动对应。占领匈奴的地方无法常驻，捕获匈奴的军民无法役使，耗费大而收获小，不是长久之策。始皇帝没有接受李斯的意见，他任命蒙恬为大将，统领三十万大军进攻匈奴，占领了河套地区，设置了九原郡。蒙恬是进攻匈奴的主帅，北进政策的推进者。李斯与蒙恬的政见分歧，由此留下根子。

扶苏到上郡监军，与大将蒙恬共事，关系融洽，一体同心。蒙恬的弟弟蒙毅，受宠于始皇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始皇帝的身边担当枢要重职。扶苏是皇长子，皇位的第一继承人；蒙恬是帝国北部军大将，兼任首都地区的军政长官──内史；蒙毅是内廷中枢政要，始皇帝最亲信的侍从大臣。扶苏与蒙恬共事，内有蒙毅的支持，皇长子与蒙氏兄弟在政治上携手联盟，成为始皇帝之下最大的政治势力。扶苏继承皇位之布局，也由此形成。

晚年的李斯，游离在扶苏与蒙氏的政治联盟之外，政见上有分歧，人事上不同线。始皇帝在位，李斯因始皇帝的信赖而偏安，一旦扶苏上台，首当其冲的政治变动，无疑就是李斯。李斯物盛而衰的危机感，有相当部分是来源于此。赵高是久在内廷深处的人物，是习惯于在黑暗中窥探的鸱枭。他对权力极为敏感，体察得极为真切。他有自信说服李斯，正是因为他透彻地了解这种局势，也了解李斯的为人。

政治上的分合对立，有纲有线有怨。政见上的分歧是纲，人事上的站队是线，政见和人事之外，还有个人间的恩怨搀杂其间。李斯与扶苏和蒙恬有政见上的对立；而在人事上，因为扶苏与蒙氏联盟的关系，他也自然是站在了对立面。赵高是胡亥的老师，为了拥立胡亥，必须消灭扶苏。他与扶苏之间，是政治上的不能相容。赵高与蒙氏之间有嫌隙，主要是个人间的私怨。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赵高在中车府令任上时，曾经犯有大罪，交由蒙毅审理。蒙毅是奉公守法的人，不敢有所怠慢，依法判处赵高死刑，剥夺其官职，削除其出入宫内的门籍。由于事关始皇帝身边近臣，蒙毅判决后交由始皇帝复审定夺。始皇帝惜才不忍，赦免了赵高，不久，官复原职，继续担任中车府令。关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详情细节，由于史书没有记载，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以人情推论，判死刑，是体验了死；得赦免，是死里逃生。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比死而复生更大的刺激。这件事以后，赵高脱胎换骨，宛若再生。他从此兢兢业业，供职办事益发勤勉；他从此小心翼翼，为人处世益发谨慎。他再次取得始皇帝的信任，皇帝出行，不仅车马由他提调打点；皇帝的玺印，也由他掌管；始皇帝进而将幼子胡亥的教育，也委托给了他，可谓是看重有加。不过，这些都是表象的一面，死里逃生以后，在赵高的内心深处，根植下了对于蒙毅及其蒙氏一族的仇恨。复仇啊复仇，成了他捡回来的生命之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