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宗：孤独的拯救者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李晔都不像是一个亡国之君。他二十二岁登基的时候，史书是这么评价他的：“昭宗即位，体貌明粹，有英气，喜文学，以僖宗威令不振、朝廷日卑，有恢复前烈之志！尊礼大臣，梦想贤豪，践阼之始，中外忻忻焉！”（《资治通鉴》卷二五七）

这样一个英气勃发、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是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截然不同，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假使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的政治局面。

然而，不幸的是，从李晔登基的那一天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大唐帝国就已经陷入一个无可挽回的亡国之局了。

即便李晔有力挽狂澜之心，有振衰起弊之志，即便他拥有一个帝国拯救者所应具备的全部勇气、斗志、豪情、胆识、魄力、自信心、使命感，可他唯独缺了一样——时代条件。

他缺乏能够让他一展身手的时代条件。

天时、地利、人和，李晔一样也没有。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拯救者，置身于千千万万个帝国终结者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奋力厮杀，可到头来却发现——自己只是一个单兵。

一个疲惫绝望的单兵。

一个无人喝彩的单兵。

一个苟延残喘的单兵。

一个没有同盟、没有援军、最终力竭身亡的单兵。

虽然昭宗李晔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烂摊子，但他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刚一即位，他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田令孜。

昭宗要收拾田令孜的原因很多。首先，他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其罪魁祸首就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可他却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拒不奉诏。由此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藐视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更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天下的割据军阀。

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李晔想报仇。

那是私仇，让李晔刻骨铭心的私仇。

广明元年冬天，黄巢杀进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外，其他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十四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地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所以，昭宗有十分充足的理由收拾田令孜。

巧合的是，就在昭宗准备对田令孜采取行动时，跟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今四川阆中市）刺史王建又上疏朝廷，请求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可想而知，田令孜和陈敬瑄当然不会奉诏。接到诏令后，他们便积极整饬武备，准备随时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治所邛州，今四川邛崃市），以王建为节度使，让他与韦、杨二人共同讨伐陈敬瑄。

讨伐西川的战役刚刚打响，昭宗就把目光锁定在另一个权宦身上了。跟田令孜比起来，这个人现在对昭宗的威胁更大。

他就是杨复恭。

自从拥立昭宗即位后，杨复恭就自恃功高，不可一世了。他不但一手把持禁军，专擅朝政，而且收养了为数众多的义子，把他们派到各州镇担任节度使、刺史、监军，从而缔造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遍布朝野的庞大网络。在这帮义子眼中，当然只有杨复恭，根本没有朝廷。比如龙剑（治所龙州，今四川平武县东南）节度使杨守贞、武定（治所洋州，今陕西洋县）节度使杨守忠等人，就从不向中央缴纳赋税，并且动不动就上表诽谤和讥笑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