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第3/4页）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