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颖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