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宰相的斗法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春,李吉甫和李绛的矛盾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李吉甫不久前刚刚提拔了一个叫元义方的人担任京兆尹,可新年还没过,李绛就把元义方贬出了京师,外放为鄜坊(今属陕西)观察使。

官场上的人都懂得,李绛这么做,当然是冲着李吉甫去的。不过,说李绛此举纯粹是为了打击政敌,倒也未必尽然。

因为,这个被贬的元义方确实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很早就依附了宦官吐突承璀,深得吐突承璀的欢心,这些年凭着巴结谄媚的功夫在政坛上步步高升。李吉甫知道吐突承璀在宪宗心目中的分量,就把元义方擢升为京兆尹,借此向吐突承璀献媚示好。

李绛对这帮结党营私的政客深恶痛绝,所以去年十二月底刚刚拜相,今年正月十一就拿元义方开刀了。

元义方突然遭贬,当然是愤愤不平,于是就趁入宫向宪宗辞行的机会,狠狠地告了李绛一状,说:“李绛以权谋私,把他的同年(同榜进士)许季同提拔为京兆少尹,却把臣驱逐到了鄜坊。由此可见,李绛此人专擅威福,臣深恐陛下被他蒙蔽。”

宪宗瞥了元义方一眼,淡淡地说:“朕了解李绛,他不是这样的人。不过你既然如此怀疑,朕明日不妨问问他。”

元义方的指控当场被天子驳回,不免有些惭悚,只好灰溜溜地告辞出宫。不过,他还是心存一丝侥幸——既然天子说要问一问,那就证明天子对李绛的信任并不纯粹;既然不纯粹,那就证明自己还有机会。

次日,宪宗召见李绛,用一种若无其事的口吻问:“人对同年都有情谊么?”

李绛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不慌不忙地答道:“所谓‘同年’,只不过是九州四海的人偶然同登科第,或者登第后才相识,哪里谈得上什么情谊!陛下不以臣愚昧,让臣备位宰相,而宰相的职责就在于量才录用,如果真有才干,就算是兄弟子侄也要大胆起用,何况‘同年’!倘若为了避嫌而舍弃人才,那是明哲保身,不是出于公益。”

宪宗深以为然,说:“很好,朕就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于是当天就催促元义方离京赴任。

元义方被贬是一个信号,表明在两个宰相的斗法中,李吉甫已经渐落下风了。

李吉甫充满了危机感,随后越发想要讨好宪宗,可遗憾的是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

三月的一天,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讨论政事,李吉甫赶紧粉饰了一番太平,然后不失时机地说:“如今天下已经太平,陛下应该及时享受帝王之乐。”

李绛当场发出几声冷笑,说:“眼下,河南河北五十余州,都是国家政令推行不到的地方;吐蕃人的势力已经逼近泾(今甘肃泾川县)、陇(今陕西陇县)一线,烽火从未平息。还有,各地的水旱灾害不断发生,国家仓廪空虚。所有这一切无不表明,这正是陛下应该宵衣旰食的时候,岂能说天下太平,还敢说什么及时行乐?”

宪宗当即首肯:“贤卿所言,正合朕意。”

李吉甫被呛得满脸通红,却又不能发作,只好闷头不语。

片刻后,宪宗又问他们,德宗贞元年间政事治理得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李吉甫自认对这个问题相当有把握,连忙抢着说:“德宗自以为圣智,不信任宰相,导致奸臣有机可乘,因而作威作福,其政治之所以败坏,原因在此。”

李吉甫说完,用一种得意的目光挑衅似的扫了李绛一眼,觉得自己这回绝对可以扳回一分了。

没想到他话音刚落,宪宗马上摇头说:“这也未必全是德宗的过错。朕年幼时曾在德宗左右,发现政治上有重大缺失时,当时的宰相也并未再三劝谏,都是恋栈禄位、苟且偷安,今天怎么能把过失都归于德宗?你们应以此为鉴,朕但凡有错,就应当坚持你们的意见,提出警告,不要担心触怒朕而不敢说话。”

李吉甫大感委屈,说:“人臣不该勉强君王接受自己的意见,尽量做到君悦臣安不是更好吗?”

李绛立刻把他顶了回去:“身为人臣,应该犯颜直谏,指出君王执政的得失。倘若闭口不言,使君王蒙受恶名,岂能算是忠臣!”

宪宗一听,再次频频点头:“李绛的话对。”

一番君臣问对下来,李吉甫已经连丢两分,把他急得满头是汗。

为了扳回败局,李吉甫不等宪宗提问了,而是主动出击,转移话题,说:“自古以来,赏与罚是天子手中的两大权柄,不可偏废。自从陛下即位以来,对臣民的恩德已经非常深厚,但是缺少严刑峻法,以致朝廷内外的官员松懈怠惰,希望陛下采取严厉的措施,使他们重新振作!”

宪宗闻言,未置可否,转而问李绛:“你怎么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