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向李唐的人（第6/7页）

翰林学士白居易忍无可忍，再度上疏宪宗，说：“臣屡屡奏请罢兵，结果却石沉大海，请看今日之局势，比当初更加糟糕，不知陛下还在等什么？”

这个白居易说话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宪宗的心情本来就不好，偏偏这位大诗人又老是在他耳边嘤嘤嗡嗡，而且说话的口气总是那么冲。有一回宪宗与他当面议事，白居易说到激动处，竟脱口而出：“陛下错了！”搞得宪宗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最后愤愤然拂袖而去。

自从宪宗即位以来，每有军国大事必与翰林学士商议。从某种程度上说，此时翰林院的职能较之玄、肃年间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其地位和作用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提升。过去的翰林学士只不过是皇帝的文学或艺术侍从，很少有机会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但是随着宪宗即位后对翰林学士的重用，如今的翰林院几乎已经具有了内阁的性质，翰林学士们基本上也都成了无冕宰相；尤其是后来升任翰林承旨（相当于翰林院院长、首席学士）的李绛，更是宪宗最为倚重的高级智囊，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朝廷决策和帝国的各项大政方针，甚至发挥了比宰相（比如裴垍）更大的作用和影响力。

然而，自打河北战事陷入泥潭后，宪宗就有意无意地冷落了这帮翰林学士，曾经有一个多月不跟他们见一次面。学士们当然意见很大，此时已升任翰林承旨的李绛更是直言不讳地对宪宗说：“臣等饱食终日，一言不发，自然乐得清闲，可陛下怎么办呢？陛下往日开诚布公，虚怀纳谏，实在是天下之幸，又岂止是臣等之幸！”

宪宗一听，自觉理亏，赶紧宣布次日在麟德殿召见诸学士。

其实，宪宗不是不想见他们，而是不敢见他们。尤其是那个大诗人白居易，宪宗更是怕了他了，所以宪宗虽然答应跟学士们见面，却跟李绛提了一个条件：“那个白居易，官不大，口气倒不小，每每出言不逊，朕打算让他离开翰林院。”

李绛一点也不同情宪宗，说：“陛下有容纳直言的气度，群臣才敢竭尽忠诚，直言无隐，白居易说话固然欠考虑，但他也是一片赤心。陛下今日怪罪他，臣担心朝野上下人人钳口，陛下又如何能做到耳聪目明、圣德常保呢？”

宪宗想了想，旋即转怒为喜，从此对白居易一如往常，再也不提罢黜之事。尽管心里不太好受，但李绛的话他还是听进去了。

很显然，宪宗是一个有胸怀的皇帝。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做大事的料，一个最简单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待批评的态度。被人说一句就蹦一下、骂两句就跳两脚的人，是属跳蚤的，注定难成大器；而那种对批评甘之如饴的人，其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因为他知道批评有利于他的成长，并且善于从批评中汲取建设性的东西。所以说，要判断一个皇帝能不能成就一番伟业，同样要看他是否具备虚怀纳谏的雅量。一个愿意接受臣下批评的皇帝，就算不能成为明君，至少已经远离了昏庸；而一个动不动就对谏言暴跳如雷的皇帝，其气度和为人已不堪问，要成就什么大业更是免谈。

虽然此时的宪宗正被胶着的河北战事困扰，不敢奢望什么帝王伟业，但是，仅凭他面对谏言的态度，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个皇帝不一般，至少比他的祖父德宗靠谱。

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当年德宗李适拼尽全力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最终很可能要由这个宪宗李纯来完成。

当然，宪宗要想见到他生命中的彩虹，还得先熬过此刻的风雨。

革命尚未成功，李纯仍需努力。

元和五年七月，让人万分纠结的河北战事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王承宗派遣使节入朝为自己辩护，称所作所为都是被卢从史挑拨离间的结果，并表示愿意把征收赋税和任免官吏的权力还给中央，请求朝廷准许他改过自新。

王承宗的奏疏呈上后，一筹莫展的宪宗终于等到了一个就坡下驴的机会，于是忙不迭地下诏“昭雪”了王承宗，不仅恢复了他的所有官爵，还把德、棣二州还给了他。

值得注意的是，宪宗朝廷在这道诏书中用的词是“昭雪”，而不是一般常用的“赦免”。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赦免”是对犯罪的人用的，而“昭雪”则是对蒙冤的人用的，一词之差，意思截然相反。换句话说，朝廷用“昭雪”这个词，就等于主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同时说明人家王承宗并没有任何罪过，从头到尾都是被冤枉的。

尽管这个结果令人很不愉快，但好歹总算是个了结。

一场轰轰烈烈的讨伐战争就这样偃旗息鼓了。李唐朝廷耗时半年多，发兵二十余万，所费七百多万缗，到头来除了换掉一个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外，别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