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心向李唐的人

元和四年十月十一日,宪宗下诏剥夺了王承宗的官爵,任命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兼招讨处置使,率领中央神策军,会同成德周边藩镇讨伐王承宗。

宪宗果然任命宦官为统帅了。

任命书一下,朝中舆论大哗。

就像宪宗所预料的一样,文臣们此前的沉默并不代表默许,而只是佯装不知。他们的策略是暂时按兵不动,先暗中攒着劲儿,只等宪宗正式发布任命,再一拥而上,一起发飙。

第一个上疏力谏的人是时任翰林学士的白居易。

他说:“国家征伐,应该派遣真正的将帅,自古到今,从未见过征调天下之兵,却交给一个宦官统领的。臣恐四方闻之,必轻朝廷;四夷闻之,必笑中国。陛下忍心让后人代代相传,说命令宦官当军队统帅是从陛下开始的吗?臣担心卢龙的刘济、义武的张茂昭、河东的范希朝、昭义的卢从史,乃至各道将领都会以接受宦官的指挥为耻。军心不齐,大功从何建立?陛下此举,简直是帮了王承宗一个大忙。陛下若是认为吐突承璀勤勉,可授予官爵;若认为他忠诚,可赏赐财帛。至于军国大权,事关社稷安危;朝廷制度,出自祖宗所定。陛下难道宁愿宠信宦官而破坏法制、自损圣明吗?”

在奏疏的最后,白居易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请陛下慎思于一时,以免贻笑于万代。”

宪宗大为不悦。

紧接着,朝中的谏官御史们也纷纷上疏,反对授予吐突承璀如此重大的兵权。

然而,宪宗却置若罔闻,对所有谏言一概不理。

十月十六日,在延英殿上,宪宗的这项任命又遭到了度支使、盐铁使、京兆尹、御史中丞等一干朝廷重臣的一致反对。

宪宗头疼了。

讨伐藩镇的战争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需要满朝文武群策群力,尤其需要财政官员全力支持。倘若坚持任命吐突承璀而惹恼了多数朝臣,对于即将进行的这场战争肯定会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无奈之下,宪宗只好作出让步,解除了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之职,同时改“处置使”为“宣慰使”。

表面上看,宪宗似乎妥协了,可熟悉本朝历史的都知道,所谓的“宣慰使”其实是换汤不换药,吐突承璀仍然是讨伐军的最高统帅。

宪宗在跟满朝文武玩障眼法,李绛不得不继续进谏,极力强调重用宦官之弊。他对宪宗说,宦官做事情缺乏原则,最容易恃宠生娇,谗毁忠良,到头来往往会败坏朝政。可宪宗却不以为然:“他们怎么敢对朕进谗言?就算进谗言,朕也不会听。”

李绛苦笑:“宦官日夜在天子左右,天长日久,陛下势必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说的话也有道理。自古以来宦官败坏国家的事实,桩桩件件都记载在史册中,陛下岂能不防微杜渐呢?”

然而,宪宗最后还是没有接受百官的劝谏。

其实,宪宗何尝不知道历代宦官为患之烈?可他之所以还是力排众议,一意孤行,并不是因为他不懂历史,而恰恰是因为他太懂历史了。历朝历代,军队将帅拥兵自重、尾大不掉之患,难道就不烈吗?历代文臣擅权揽政、结党营私之患,难道就不烈吗?远的不说,就以本朝为例,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在这两方面产生的祸患,恐怕丝毫不亚于宦官乱政的危害吧?

所以,宪宗李纯不得不重用宦官。在他看来,只有把宦官培植成第三种力量——一种与武将和文臣相互制衡的力量,天子才能利用这种微妙的平衡,从容不迫地掌控全局,既安全又高效地治理天下。

当然,李纯也知道,重用任何力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可他坚信,自己能够把这个代价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李纯终究是过于自信了。

当我们从这一刻起纵观李纯的一生,我们发现他事实上并没有控制得很好。因为很快,他就将因重用宦官而在战场上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到了十一年后,他还将为此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宦官手上。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此时的宪宗李纯不可能意识到这一切。

元和五年十月末,春风得意的吐突承璀带着宪宗的殷切期望,率领神策军浩浩荡荡地向东开拔了。宪宗即日下诏,命成德四面所有藩镇出兵讨伐王承宗。

与此同时,久病不愈的淮西节度使吴少诚终于翘了辫子,大将吴少阳杀了吴少诚的儿子,于十一月底自立为留后。

宪宗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又出现了。

可是,朝廷刚刚对成德开战,不可能再腾出手来对付淮西,所以宪宗只能装聋作哑,将淮西事务暂时搁置,一切等讨平成德以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