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镇：疯狂奔驰的烈马（下）（第3/3页）

也就是说，任何原则第一次被放弃的时候可以称之为放弃，可当它被放弃了多次之后，一切也就变得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了。

用老百姓的话说，这是不是可以叫破罐子破摔？或者叫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

而德宗本人又是如何理解自己这种行为的呢？是坦然承认这是一种不思进取的政治上的无能，还是自欺欺人地当它是一种面对现实的政治上的成熟？

对此我们难以断言，但答案更有可能是后者。

从事后德宗对待韩全义的态度来看，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正月，草包韩全义灰溜溜地回到长安，权宦窦文场赶紧在德宗面前极力回护，帮韩全义找了一大堆战事失利的借口。韩全义怕受责罚不敢上朝，就谎称患了足疾，让他的副将崔放代他入朝。

崔放硬着头皮入宫去见德宗，忙不迭地替韩全义引咎自责、惶恐谢罪，没想到德宗非但毫无责备之意，反而笑容可掬地说：“韩全义身为招讨使，能招抚吴少诚，这是大功一件，何必一定要杀人才算立功呢？”随后，德宗对韩全义依然无比信任，“礼遇甚厚”。

打了败仗还算立功，还能得到皇帝的厚待和礼遇，让韩全义受宠若惊，相信自己家的祖坟一定是冒了青烟。

是的，在德宗李适这样的领导手底下打工，每个草包家里的祖坟都会冒青烟，无一例外地冒青烟。

贞元后期，大唐帝国的马车还在咯吱咯吱地往前走，虽然走得歪歪扭扭、跌跌撞撞，但看上去也并没有倾覆的危险。

这样的发现让德宗李适很有些自鸣得意。

得意之余，李适忽然生出了某种冲动——自己当宰相的冲动。

随后，德宗就有了一项政治上的创举，亲自选用整个帝国自县令以上的所有官员，以致宰相和中书省只负责颁布文书，形同虚设。

大权独揽让德宗李适在帝王生涯的最后几年中充满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感。这时候，如果你担心他因日理万机而过度操劳的话，那你就太小看李适了。

他选官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标准，所以亲自遴选再多的官员也不会觉得累。

这个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贿赂他。

换句话说，只要你出得起钱，皇帝就可以本着公平交换、互惠互利的原则，给你个官做。

关于德宗变相卖官的事情，这里就有一个例子：

贞元十六年底，河东节度使李说病卒，德宗命行军司马郑儋继任节度使。然后行军司马一职就出缺了，德宗想来想去，最后选中了一个叫严绶的刑部员外郎。之所以选上这个人，是因为德宗清晰地记得，某年某月某日，这个严绶当时还在某个藩镇手下当小幕僚，就曾经很懂事地献给他一笔“进奉”，那时候德宗就特意记下了他的名字。如今河东行军司马一职出缺，德宗当然要用官位回报他了。

对于此事，柏杨先生极为愤慨：“李适身为圣明天子，对于向自己行贿的官员，竟如此欣赏，不次擢升，使人瞠目结舌！中国五千年来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我们终于找出缘故：原来，国家的最高领袖，他自己就是贪污大王！”

当然，德宗李适并非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卖官的皇帝，但他在这方面的光辉履历，肯定是本朝三百年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除了卖官之外，德宗李适还专心致志地进行着“税外聚敛”的活动。

当年流亡奉天的穷日子实在是太让人铭心刻骨了，所以自从回京之后，这位大唐天子就对敛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无奈刚开始总被李泌、陆贽这样的宰相阻挠。现在好了，李泌和陆贽都不在了，现任宰相充其量只能算是天子的秘书，一贯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所以，在整个贞元的后期，天下诸道及各州县进奉的“税外方圆”和“用度羡余”便络绎不绝地涌进了宫中的小金库，让德宗李适的小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时间一晃就到了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老大帝国的马车在貌似平静中缓缓驶进了九世纪的黎明。

九月的一天，一个令人不安的突发事件让德宗猛然从他那无比滋润的小日子中惊醒了过来——太子李诵中风了。

太子不但半身不遂，而且一下子丧失了语言能力。

这一年，德宗李适六十三岁，显然已经时日无多。

皇帝老了，储君残了。这样的局面顿时让满朝文武忧心忡忡——下一步，帝国的政局将会如何演变？谁来驾驭这辆千疮百孔的帝国马车？